○  计划、市场和经济改革政府政务  ○

美的，即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他在决策时所需要的信息是可以无代价获得的且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的分布是对称的，未来是具有确定性的，不存在外部性等。这样，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任何经济人都不可能用虚假的或空洞的，也就是非真实的威胁或承诺来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理想的市场条件是很难被满足的，原因在于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是不确定的，部分行为人的私人成本并不等于社会成本。当市场不完全时，经济人追求自利的动机就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是经济活动的动力和市场效率的源泉，另一方面又会诱发损人利己的行为。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及市场的不确定性表明，他在处理、加工和贮藏信息方面的能力不足，也难以准确计算出对方的交易动机，从而使市场的不确定性直接转移到单个人身上。这样，经济人就有了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动机，即通过不诚实或欺骗来达到更有利于自己的目的，如公司财务报告造假、假冒伪劣等。当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怀着机会主义的动机就达成某项协议讨价还价时，个人的最优选择将不可能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失信行为的存在实际上意味着失灵的市场无法使得经济人的自利行为自动导致利他的结果。
   　　亚当·斯密其实在当时也已经发现了道德风险与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之间的关系。因此他强调市场经济是一个一定要讲道德的经济，并出版了一本影响深远的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斯密在这本书中认为，爱人如爱己是最伟大的道德观，并主张设身处地在别人的情景中看待我们的所作所为。他所倡导的经济道德观与我国古人所推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市场经济排除那种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择手段地侵犯他人的权利甚至生命的“自私”行为，鼓励和保护那种不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而且时刻准备为了改善个人利益而与他人利益做某种妥协的“自利”行为。只有当市场竞争具有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基础，我们才可能进入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权的市场经济[3]。
   　　二、实践与认识
   　　1、艰难的递进反思：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
   　　我国对计划、市场及其二者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过去我们把计划经济看成是公有制的产物，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私有制的产物，从而认为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促使人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进行反思，然而，这种反思在当时的政治高压和强大的集权面前，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和到位，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3)：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理论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客观上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不仅在流通领域发挥作用，而且在生产领域也发挥作用，因此，应把市场机制引入计划经济。具体来说，应通过放权让利，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在党的十二大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被正式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第二阶段(1984-1987)：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根据这一论断，我们在以下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具有统一性；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从1984年底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并具有明显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如减少指令性计划比例，扩大市场调节范围，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价格双轨制等。dxp先生根据改革的实践阐述了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看法。他在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985)[4]。
   　　第三阶段(1987-1992)：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发展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市场与计划的多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与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应有机结合。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而且包括资本、劳动等要素市场。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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