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监狱必然平等对待罪犯的思索纪检监察  ○

武器，把该批判的和不该批判的东西统统批倒在麾下，把阶级分析理论贯彻到法的各个领域，法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性成了法的唯一属性或唯一重要属性，成为观察、认识、评价法律现象的唯一视角和“超稳定结构”。尤其是在监狱法学界，一是因为刑罚执行的“暴力”属性，又是因为监狱法研究视野的限制，这种阶级分析法在今天仍然大有市场，严重地落后于监狱实践的发展。尽管近20年前的“八劳”会议早已对监狱和罪犯作了定性，监狱的运作已经不是或不主要是阶级斗争的体现了，但很多监狱工作者今天依然基本上毫无异样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监狱的发展和运作。
   从法的产生角度，法其实是权利平等的产物，法因古老的公平、正义观念产生，实际上就是按公平正义的原则赋予人们权利来追求公平正义的结果，所以，人们一度认为法就是权利，把权利和法混为一体，一直到了16世纪以后才分别发展，“法即权利，权利即法的观念完全是近代理性观念的产物”⑦。马克思曾热情称颂“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归根到底，法律通过确认权利表明社会对个人的认可，是为保护个人的自由存在的。通过设定权利，设定义务，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同时也是保护人的自身发展，这种发展有时可能主要是通过义务的约束来实现，但这丝毫不影响权利在法本身中的重要地位，因为权利是目的，义务是实现权利的手段，按照法律发展自身的逻辑，法律有一天会不再是外界强加的，而是我们社会成员自身需要的与社会交流的基本手段。
   刑法的发展更明显地看到法保护平等的权利存在这一特点。作为一种公权力，刑法从它产生就面临一个矛盾：一方面它要保护社会，即保护社会正常秩序不受干扰破坏；一方面要保护个人，保证社会个人的权益不受侵害。要想更好地保护社会，常常要对个人权利作出约束，如果要更好地保护个人，社会秩序就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而常常，“犯罪作为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因为孤立，所以无力，犯罪人作为一个社会的个人的个人权益往往容易被社会所忽视和践踏。于是现代刑法多明确规定了保护个人的原则。罪刑法定、罪刑相当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李斯特说“刑法是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同时刑法本身又是为社会秩序设置的，所以庄字邦雄说“刑法是保护犯罪人和善良公民的大宪章”。之所以是宪章，是因为犯罪人也好，“善良公民”也好，大家在刑法面前都是平等的，各自行使、履行着刑法规定的权利义务，即保护公民权利不受犯罪的侵害，又防止着以正义为名侵害侵害者的权益，大家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监狱作为法的产生物无疑具备这种平等权利的属性，并为这种平等权利的属性所规范和牵引。
   但宋新国同志有他的角度，考察监狱工作的具体实践，他从刑法、刑罚、管理和权利xxxx角度分别作了论述，认为“人民群众受刑法的保护，犯罪分子受惩罚。前者受保护，后者受惩罚，两者地位平等吗？”以此认为不能平等对待罪犯。从法的产生、发展尤其是刑法的运行、发展的角度看，我们是不同意的。第一，不能把法律平等理解为政治平等，两者是个不同的概念。从刑法的发展看，刑法是保护犯罪者权利的结果，却未必是保护罪犯政治地位的结果，平等对待罪犯是平等对待罪犯的合法权利，而不是提倡给予罪犯的平等的政治地位；第二，不能把法律平等理解为事实平等，法律平等是法律赋予的一种权利能力资格的平等，法律平等不隐含也不追求事实平等，追求事实平等，即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第三，即使政治平等也不能必然得出法律平等或权利平等的结论。象在“文革”这样的政治斗争中，同样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在政治上应该说是平等的，事实上就根本没有法定的权利义务上的平等，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强调政治权利处于劣势状态的罪犯的平等权利；第四，不能把权利和权力混淆了，依法管理罪犯或通过具体的刑罚执行活动惩罚罪犯，是我们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其他人民警察或其他普通群众是无权管理罪犯的，难道我们互相之间也是不平等的？权力产生于权利，受权利制约，既受普通公民的权利制约，也受罪犯公民的权利制约，在这一点上，两者也是平等的。
   而且，在监狱工作实践中，我们都认可人格平等，要尊重罪犯人格。人格在法律上是人的能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其实就是在世上做人的平等资格，人格最终通过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表现出来。在罪犯人格平等、尊重罪犯人格上，我们常常有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倾向，如上所述，在自觉不自觉的情况下对罪犯应有权利的忽略，其实就违背了我们坚信的“尊重罪犯人格”的信条，因为权利就是主体人人格的具体体现，“对权利的侵害就只能是对主体人人格和自由的侵害的表现”。⑧
   与此相联系，监狱工作中还存在着这么一种传统思维，知道或许存在着对罪犯权利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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