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社会主义生产的两大支柱效用增殖和劳动产思想宣传  ○

因为尽管复制效用在今后主要是机器人的任务，但目前复制效用还是社会生产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大量效用提升(科技进步)还需要在局部生产内部完成。这都是社会生产力需要依托资本生产方式推动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社会生产是以资本生产方式为先进，以私有制为先进了。
   我们在前面已分析过，资本生存所依托的劳动方式是重复性劳动。这种以效用僵化为特征的生产方式怎么能适应现在科技迅速发展的要求？资本属性本能的要求科技垄断而不是科技共享，在科技创新已成为生产主要动力的今天，这是生产方式落后于生产力的重要特征。由此引出的话题是：当经济学者在津津乐道资本的杠杆游戏和“借壳上市”的魔术时，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隐藏在利润后面的效用主导因素？否则如何解释目前社会资源会主动向科技创新聚集的现象呢？那么在考虑效用因素时，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效用的提升机制和增殖功能？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公有制在效用提升上的优势？货币是有货才有币。不在“货”上面下功夫，不在效用上下功夫，单纯依靠价值手段和熟练的市场操作手法是找不到出路的。
   以就业问题为例，在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中，是知识掌握的越多，自然中未知的东西也就暴露得越多，这为知识生产发展提供无穷空间；另一方面，新知识介入导致物质财富超常规增加，又为更多的人参与生产提供物质条件，为知识的扩张提供生力军。所以对效用增殖机制而言，是参与生产的人越多就越有活力，本能的要求全面就业，充分就业，各尽所能。而资本增殖机制中的就业机制，从局部利益出发，对劳动要素要求的是能力尽量强，开支尽量少。因此资本机制本能的需要质优价廉的失业大军作基础。
   经济利益在“点”“面”上一齐受益，是效用增殖的特征。但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这个“点”“面”同时受益有一个发展过程。当生产单位是以重复性劳动为主时，资本增殖机制是提升效用的主要机制。当效用提升冲破了个别生产单位的局限，要在更高层次展开协作时，其利益分配就需要分为协作与自主两个层次。所以对效用增殖机制而言，利益分配主要的是采取比例分割方式。企业税收可以视作是利益按比例分割的一种方式，其他还有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割比例、企业与劳动者个人的分配比例等等。
   这些利益分配比例是依据什么确定呢？因为一切效用最终都落实为劳动效用，所以社会平均劳动效用成为利益分配的依据和尺度。这个尺度表达为：劳动的社会平均投入与物质的平均产出比。社会经济总状况如何，要以这个尺度考察。社会资源的分配合理与否，也要以是否最大限度的提升这个尺度为判断依据。在价值社会中，劳动效用优势同样是作为价值优势或利润优势表现出来。当某地区某行业的劳动效用高于全国水平时，全国同行业的价值量与资源自然向其流动。当高于国际水平时，则是国际的价值量和资源向其流动。因为在市场产品比较中，劳动效用高的产品能代表更多的价值量，其货币含金量更高。由于效用增殖紧紧抓住劳动效用比这个关键，优质高效的劳动耗费自然成了社会价值运动的风向标和衡量尺度。如果国家坚持以平均劳动效用这个尺度来主导利益分配，则整个国家经济都会转向效用增殖机制。哪些该计划，哪些该市场，也就有了一个判断的合理依据；“鞭打快牛”以及无原则照顾垄断型行业的现象都会从根本上得到纠正。
   从大的发展趋势上看，市场经济正在不可避免的转向知识经济、创新经济，我们现在在利益机制上主动用平均的劳动投入产出比去引导“平均必要的社会劳动时间”这个价值尺度转向，是符合经济运动发展趋势的。尤其是公有制国家，通过以效用增殖机制去引导市场经济和资本机制的社会化，将显示自身的优越和效率。
   经济权力从来都是现实经济关系的反映。全民资产的生产运用，既然呈现为劳动共性与个性的矛盾关系，那么绝对私有的产权，不适宜行使全民资源。只有在私有的生产关系中，才会形成个人对个人的法人代理。因为这二者的授权关系是私人交易，经营动力是私人利益。而在公有经济条件下，社会对局部生产的委托，只能通过对一个组织的委托来实现。一方面因为局部劳动差异不是经营者个人的差异，而是生产组织集体的差异。另一方面因为这二者的授权关系是公有性质(不是拿自己的企业给人代理)，经营动力以公共利益为基础。各种矛盾与问题都是公对公的协调。所以国营企业的法人是局部劳动者全体，其代表机构是职代会。厂长经理个人只是法人的托付人。其年薪制或股份奖励的高低，由职代会决定。劳动产权主体地位在企业的确立，是通过职代会责、权、利相对确立的方式表现。在中国，则是党委领导下的职代会负责制。
   就现代生产水平而言，局部提升效用的适当组织形式是“官产学”、“产学研”。如果说，物流是日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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