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我国村民自治框架下乡镇与村的关系思想宣传 ○
1.影响村“两委”积极性。10年前，由于农村贫富差别不大，“村官”与群众生活水平差别较小，心理相对比较平衡，可以依靠“村官”对村民的报答心理和奉献精神来正常开展村里的各项工作。而如今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两委”既要对上协助完成政务重任，又要对下实行程序繁琐的村民自治。不仅没有必要的经济开支，就连自己付出艰辛劳动而获得的薪水也少得可怜。比如×××一般村支书年工资120xxxx左右，村主任年工资100xxxx左右，其它成员则更少或没有。特别是市场经济形势下，各种发财机会层出不穷，一些善于抓机遇的农民迅速×××了起来，由此发生了贫富悬殊，造成了人们心理不平衡。所以，人们的言行都取向于“利益驱动”。“村官”也是人，他们也首先要解决自己与新时期相适应的“吃、喝、住、穿”，特别是那些“村官”还不是村里的“富人”，更是如此。所以，“村官”们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不务正业”现象就十分普遍了。
2、影响村“两委”正确履行职责，诱发村“两委”矛盾。“受利益驱动”，有的村支书认为，村党支部是村民自治的领导核心，村里的大小事情，应该由村支部作主。于是在工作中便大包大揽，事必躬亲，架空村主任，使村委会难于履行职责。同样受“利益驱动”，有的村主任认为，如今实行村民自治，我的任免完全由村民作主、村里的大小事务也是通过村民自治来加以解决，村支书无权干涉。于是在工作中不接受村支部的领导，各行其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动力在于谋取“村管”职位上那么一点点的利益。结果是，要么一方退出纷争，另谋“出路”，要么双方互不相让，轻者明争暗斗，重者相互拆台，甚至发动群众搞宗派。既危害村民自治，又危害农村社会稳定。
3、诱发“村官”不廉洁。高薪尚不能养廉，低薪谈何容易。“村官”的工作量特别大，一位村主任说：要完成镇政府下达的任务指标和名目繁多的突击性工作，我一年至少要花费250天的时间。由于“村官”的付出与回报严重悬殊，特别是市场经济是追求回报的年代，这种悬殊，必然导致“村官”的心里不平衡，容易滋生“题内损失题外补”的思想。所以，出现了一些村办事不公开。计划生育、农税和统筹提留，各业承包等村民要求公开、民主、公正的项目，却由村里捂着、盖着，或一个人说了算，或自己捞好处。有赚头的项目自己干，少交或不交承包费，少算或不算农税和统筹提留，亲朋好友超计划生育，却逍遥法外，等等。所有这些，增加了村民对“村官”的抵触情绪，分散了民心、民意。是与村民自治格格不入的。
4、影响村民凝聚力。民主政治，是确保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以多数人的决定作为政治决策的最终依据。所以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参予。同样村民自治需要广大村民的热情参予。但村民的参予热情的激发仅靠行政动员是不够的，必须要与村民的切身利益相牵连。经济利益是促进村民参予村民自治最有效、最直接的凝聚力。如果村里有积累，自然会引起村民的极大关注，每个村民的心里也一定在盘算着这些钱该如何使用，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村里一切事务，村民都会热情参予，一来可以获得资金使用的信息，二来可以表达自己对资金使用的看法，行使民主理财的权力。如果村里没有积累，村民的心就象风筝没有斗线一样，各自飘飞一方，对村里的一切事务都表现出漠不关心。这就是目前农村为什么召开村民大会必须要给村民发钱，村民才参加，而一些村由于没有钱，所以干脆不召开村民大会的原因。
(四)道德因素。村民自治虽然赋予了村民许多民主权力，但同时也需要村民履行很多法定义务。村民履行法定义务的好坏，积极与否，都与村民的道德水准密切相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不同，必然有利益分化，阶层分化，从而导致不同的道德观念，这就出现了道德水准有层次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分。
在现阶段，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还不高，不可能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由此可见，我国公民整体道德水准还没达到基本道德规范。尤其是物质文化水平偏低的村民，他们会在不损害民族、国家、集体的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努力谋取个人的合法利益，这应视为道德上的正当行为。
基于村民目前的道德水准，在村民自治过程中，村民通常表现为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一触及到自身利益就大吵大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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