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份的界定,农村集体物权制度改革中无法回避的棘手问题乡镇街道  ○

原住村民相同的各种待遇和分红权益，实际上这就是对原住居民的一种经济上的剥夺。
   可行的办法，就是要对其身份进行一次甄别，如果按照规定，补交了集体积累资金（也有的村把其称为入户费或公共事业费），那么可以将其视为新组建的合作经济组织成员；如果没有这样做，那么，我们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将其从现有合作经济组织成员中剔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原住居民的利益不受伤害。
   我们固然相信民主的公信力。但是当原住居民所占人口比重较小，话语的分量也会随之减轻。如果以民主表决的方式决定产权界定的方案时，原住居民的权益肯定会受到伤害。而这个时候，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不应缺位，应该站出来为原住民伸张正义，最为可行的办法就是出台具有约束力的、立场公正的界定政策。
   我认为，可行的办法就是，将全村原住居民和后迁入居民在村居住、劳动和生活的年限全部进行详尽的清查，将集体资产全部量化，切割为集体股、户籍股和劳龄股三种形式。集体股按30-4xxxx的比例提取，用于产权制度改革后的善后事宜处置以及不可预见费用支出和村级公益事业支出。户籍股按照现有村民的户籍，是本村农业户籍人口的每人一个标准股；劳龄股按照村民在存居住的时间进行量化。那么如何才最大限度地体现原住居民的利益呢？办法有二：
   （1）合理调整户籍股与劳龄股的比例关系。
   假设该村集体股的比重定为3xxxx，那么还有7xxxx的资产产权需要量化到经济组织成员，如果其中只设置老龄股和户籍股两种个人股种，从原住居民的利益考虑，就应该将劳龄股的比重提高，比如说他们希望劳龄股所占比重为7成，但是新迁入居民肯定不会同意，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博弈谈判，博弈的结果往往是由新老户的比重所决定。这个结果是否就真的公正吗？我看未必。如果新老户比例在伯仲之间，其博弈的结果也还说得过去，但是当新老户比例向某一方倾斜时，这一博弈结果很有可能显失公平，最终的结果肯定需要政府出面进行裁判。因此我们应在政策安排上作出纠偏性规定，即给出一个大致合理的比例区间，比如户籍股与劳龄股的设置比例为3~5：7~5之间，只要超出这个范围，我们就应该介入调查。
   （2）设置劳龄系数
   当劳龄股与户籍股比例通过博弈谈判确定无误后，还有一个地方容易使原住居民受到伤害，那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个年度对村集体的贡献值是恒定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知道，在60-7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国民经济的增长几乎是停滞的，国营企业的工人工资也一直未见增长，村集体经济同样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个时期的劳动付出；经济增速快的年份是在90年代以后，但是，迁入户居民的大量涌入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依此，将90年代的年度系数定得很高，这样往往会出现一个窘境，即一个年龄较长的原住居民同一个刚迁入时间不算很长的年轻人享受相差不多的劳龄股。我们裁判的标准是什么呢？最科学的就是对现有资产增值的结果按年度进行还原核算，按照不同年份经济的增速、物价指数、增长的质量及原因进行分析，制定一个科学的、经得住推敲的年度系数。不同年度迁入的人按照不同的年度系数进行量化，确保原住居民的合法权益。也有的人提出，这样计算过于繁琐，那么我们也可以以5年为一个时期段，从1956年开始，划成1xxxx不同的时期段，每个时期段计算一个系数。每个人按照所处时期段享受相应的系数。
   三、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正确理解民主程序
   依据1996年12月17日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政府农林办公室下发的《关于村经济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的若干规定（试行）》，这里所称的民主程序是指1996年12月17日以前，经村干部班子会讨论决定和1996年12月17日以后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决议。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出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因为在1996年以前，对于民主程序的理解是，除了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外，村干部班子会也算民主程序的一种，而到了1996年12月17日后，村干部班子无权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进行界定，即使界定了也是无效的，应予纠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条关于“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的规定，村民（社员）会议或村民（社员）代表会议在履行民主程序时，必须严格遵守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