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但大学从一开始就在培养着教会的神职人员,而大学对宗教神学的深入研究,对基督教文明的继承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西方文艺复兴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当时就是维滕贝格大学神学教授,紧接着的加尔文也是巴黎大学神学专业毕业生。正是他们推动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得基督教文明迎来了历史新时期。
近代科学的起源则与大学教育直接相关。这里有个很有名的人物弗朗西斯·培根,是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的毕业生。他的名著《新工具》、《自然史和实验史概论》、《科学推进论》等等直接引发了近代科学革命。此后,科学技术的每一步发展和科学意识的有效传播都主要依赖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现代大学有时就被尊称为“科学的殿堂”。
当然,由于近代工业文明和科技革命的持续发展,社会生活的物质化、工具化不断加深,现在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偏极,这就是现代大学似乎只有“科学工场”这一种职能和形象了。“科学主义”的片面论调正是先从大学里流行起来,再扩展到社会上的。我们对此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的办学应当坚持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我们的校风应当是既有厚重的人文气氛,也有浓烈的科学气息,还要有现代大学的时代气象。
第十一,组织化机构这一点说明,大学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机构,它有固定的校园、健全的设施、层序清晰的管理人员、学科分工明确的教师,当然还有学校的主体就是各科系、各年级的学生。所有工作、学习和生活都是有序进行着的。这可以从学校与同学两个大的方面来评述。
学校首先看校园。虽然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说过大学是“大师”不是“大楼”的名言,但现代大学大楼还是重要的,而更重要的则是大楼放在什么地方。清华大学放在圆明园的废墟旁,这一环境刺激起了代代清华人的爱国情怀。有人认为清华之所以为清华,这个校址起了很大的作用。综观世界名校,一般都远离闹市,与水为邻。牛津大学建在泰晤士河畔,剑桥大学门前就有一条河,这条河还让我国上世纪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写了一篇《再别康桥》的不朽诗作。而“康桥”就是这条剑河上一座普通的小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也在查尔斯河边。这似乎又对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老哲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办大学应当是智者培养智者的事业,自然就要择水而居了。我们学院选定的新校区就既有山的厚重与大气,又有水的灵秀和柔美。
我国的传统文化里“孟母三迁”的故事相当经典,可以说没有睿智的孟母对择邻的认真,就不会有伟大的孟子。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大学反而不理会这些了。我国的大学大多拥挤在喧闹纷扰的大都市,现在搞“大学城”,好不容易从这样的闹市迁出,但没想到自己又自动排成了新的“街市”,一家挨一家挤在一起,大学的独立精神谈不上了,只那个如同街市门面房一样的布局就失去了大学的核心要素。
我们现代学院现在的桃园校区在高新区,从整体看大环境的确是不错的,在省内各独立学院中也是一流的,但一细察就发现周边的微环境并不十分理想:校区东半正好被两条市井街巷夹在中间,校外整天是游民穿梭、小贩往来、吵吵闹闹。校区西半部则被林立的高楼围在中间,视野狭小,处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要让大学尊贵起来,让知识崇高起来就有点难;要让大学生确立起自信心、尊严感和与庸众有别的身份意识也不易。同学们在这样的微环境中要树立远大理想,要有修身、齐家、治业、济天下的志向,那就要有坚定的自制力,要有颜回的“在陋巷”精神,这的确对同学们要求高了点,但只要自己清楚,就要尽量注意。我们学院已经决定加快新校区的建设步伐,我们将不是“孟母三迁”,而是一步到位。
学校的组织化方面与同学直接有关的在这里结合我院的情况简要介绍三个部门:教务部、教学部、学工部。教务部主要负责全校各年级的教务、课务、考务方面的工作,涉及到具体的课程安排与调整,教师上课的实施,考试的组织与管理等等。教学部的主要工作是按照培养目标对教学计划进行修订,聘任和评价任课老师,监督教学质量,与学科带头人联系并对各专业进行学科建设等。学工部的主要工作是以辅导员为主体,以行政班为单位对同学进行全方位的管理与指导。
如果说前面两个部门与同学们的成才教育有关的话,后一个部门则直接与同学的“成人”教育相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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