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TO环境下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研究  ○

法律对权利的罗列就没有权利可言这种僵化的法律观念与思维定势，却同样值得行政诉讼法学界警惕与深思。
2001年11月2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浙江省有位叫郑雪梨的青年妇女，新婚丈夫不慎犯下命案，一审法院判其丈夫死刑，郑雪梨向当地两级法院提出了一个在传统司法实践看来荒唐至极的请求——‘让我借助人工授精怀上爱人的孩子’！”；“一审判决第二天，罗向浙江高院提起上诉，而罗的妻子则向两级法院提出人工授精请求。一审法院当即以此做法无先例为由，拒绝了罗妻的请求。目前，罗案已进入终审程序，省高院至今未对罗妻的请求作出答复”。
但是 ，“一审法院以无先例为由，拒绝了罗妻的请求。后郑雪梨又向浙

江高院提出书面申请，法官同样告知，现行法律没有相关规定。法学专家对此意见也不统一。因为依照法律规定，公民享有的权利涵盖了生育权，但是关于死囚犯的生育权在法律上却是空白。此外，专家还认为，死刑犯实行人工授精可能带来许多负面后果”（2002年01月19日北京晨报） ；更有甚者，以《评论：法院应该理直气壮，死刑犯没有生育权——与尤洪杰、石子坚二位先生商榷》 ，提出所谓：“生育能力存在于生命之中，生育权存在于生命权之中，死刑犯没有了生命权，自然也就没有了生育权”；“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前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不可能还有实施生育行为的自由”；“如果认为死刑犯还有生育权，将会带来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矛盾”等牛头不对马嘴的“理由”后，居然断言：“法院应当理直气壮地回答：根据法律规定，死刑犯没有生育权！”
看似很小的“生育权”问题，一时引起了多方面，尤其是法学界的关注。本来，公民的生育权乃是基本人权，判处死刑剥夺的只是其本人的生命、政治权利，并非生育权利，并不禁止生育行为甚至性行为，更不应株连到配偶家人。死囚犯及其配偶的生育权或人工受精的生育行为，现行的法律并无任何禁止性的规定。在私利权上，“法无明文禁止民众便可为之”。何况《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了妇女有生育的权利，当时在审议过程中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草案中规定：“公民的生育权受法律保护”。
“立法空白”也好，“法无先例”（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也罢，还是“将会带来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矛盾”等等，实际上都是无视权利、思维僵化。照此定势思维，表现在行政诉讼上，公民起诉权利有列举的，便不得不保护一下，如此而已。
但是，公民权利如此广泛，法治理念下的可诉行政行为如此广泛，通过列举永远难以穷尽，故列举式的规定，让人误以为只有列举在其中的具体行政行为才可诉，而法院也只会照此消极受案，其结果实际上是在限制、剥夺行政相对人的广泛诉权。无论是在体现法治理念，还是立法技巧和司法实践上，局限和误导的消极后果均比较明显。

6、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3条的“参照规章”规定，使得出于部门或地方局部利益考虑，规章甚至一般的规范性文件无端越权限制诉权。
本来，何种行政行为可诉，乃是法律规定之立法行为与法院之司
法行为，处于行政诉讼被告地位的行政部门本身根本无权充当自己裁判自己，限制行政相对人对其依法对其行使诉权；何况，不应将法院视为阿斗，要由部门或地方规章对其“启发”某种行政行为可诉是否作出先验式的的定论。
但是，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3条有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规章以及地方规章的规定，出于局部利益考虑，规章甚至规章性的文件无端越权限制诉权的还不乏其例。便是行使司法行政管理的司法部，似乎都难以免俗 ；类似的例子还为数不少 。
姑且不论“司法行政机关要求其补充注册材料的行为”是否真的“没有限制、侵犯律师在注册、持有执业证方面的权利”（但如果要求补充法律规定以外根本不应提供的、或根本无法提供的注册材料，不是在限制、侵犯权利，那又是什么？）；便是程序上，如此一份批复，居然设定某种行为的可诉性，似乎大有越俎代庖、侵夺立法权或司法权之嫌。
有鉴于此，考虑到法治及WTO条件下抽象行政行为（含规章订立部门的抽象行政行为）本身就应该是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而且，从逻辑上来看，不能把事实本身作为判断事实正误的标准，因此，应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3条有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规章以及地方规章的规定进行删除，取消规章的广义的法律地位，仅仅将其还原为“事实”，而不是“法律”（广义的）。

7、证监会、公立高等学校、村民委员会、行业管理组织、消费者协会等等这类“准政府组织”的具有行政管理性质的行为游离于司法审查之外。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尽管对确定适格被告问题有详细的规定，对非行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也有“授权组织”、“受委托组织”的规定，该规定往往要基于法律授权或行政部门的委托才能找到被告进行诉讼，而对于象证监会、公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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