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狱理念：传统与现代的对纪检监察  ○

怕戴上“抹杀阶级斗争”的大帽子。这样，监狱似乎就成为阶级斗争的代名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现在，监狱的“管理社会的工具”的属性凸现出来，这种属性是监狱所固有的，并不是监狱的新属性。这种属性，用传统的眼光来看是不好接受的、不可思议的，甚至是荒唐的。这有个思想解放的问题。最近，一位学者发表了一个观点，颇有启发意义。这位学者说，我们长期以来笃信不移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论’不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的本质的基本论断。统治阶级意志论作为关于法的认识的基本观念不适合当代中国国情，且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具有严重阻碍作用。”统治阶级意志论的命题是照抄了苏联的错误的研究结论。其实，如果我们一味固守“阶级专政工具”的认识，我们就无法自圆其说社会主义的国家为什么会存在监狱？至于监狱时有发生的监管事故乃至恶性案件，也不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而是刑事案件。
   显仁：从1983年以来，全国范围开展的“严打”一浪高过一浪。并反复强调“严打”体现了阶级专政的威慑力。要打出声势、打出威力，对犯罪分子起到震慑、警戒作用。实践证明，“严打”是成功的。如果不开展“严打”，社会治安，很难想象会是什么样子。
   阿明：“严打”的确取得一些成效，但评价不能过高。并且在理论界始终存在着反对的声音，这种声音越来越强烈。“严打”的事情很复杂：在我国，自从商鞅以来，“重刑主义”有很深的文化传统，民众对犯罪分子恨之入骨，几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种心理有他的好处，即犯罪的社会的控制系统比较好，可以减少犯罪。同时，带来了刑事政策的过重偏向，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据权威统计，“严打”以来，重大、特大刑事案件的发案比率在逐步攀升，其恶性程度在提高。这说明，“严打”的效果是有限的。一位西方著名法学家说过，刑事政策的效果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性，而不在于刑罚的严厉性。“严打”所体现的刑罚的严厉性与现代社会刑罚倡导的谦抑精神也是相悖的。现代行刑是要体现和讲究成本与效率的。在美国，一个罪犯每年耗费xxxx美元；在澳大利亚，一名重刑犯一年的开支标准约为xxxx澳元；在巴西，每个罪犯一年的服刑费用为3600美元。我国目前还缺少这方面的统计。基于上述原因，轻刑化是国际行刑的大趋势。这里有一组资料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欧洲委员会提供的41国中，押犯平均囚禁月数一般为1xxxx月左右，最长的是保加利亚2xxxx月，其次为摩尔多瓦1xxxx月，法国8.xxxx月，意大利xxxx月，苏格兰xxxx月。而我国押犯平均囚禁时间要长得多，我们是以“年”作记数单位。江苏前几年对押犯平均囚禁时间的调查为7年多一些。可见，我们的重刑主义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不仅如此。长期以来，我们还习惯于从政治上来认识和分析问题，我称之为“泛政治化”。比如，最近发生在南京汤山的投毒案，只是因为生意的竞争而导致的，这起案件，如果在10年前，很可能会定为一起反革命案件。同样，罪犯集体越狱、劫狱案件，在1997年之前，会定为反革命案件。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结果。按照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上述两罪将按妨害司法罪定罪量刑。再如，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将虐待体罚被监管人罪由“渎职罪”移至“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其中体现的不仅是法条的提前，更重要的价值蕴涵在于从法律上确认（非承认）罪犯的公民地位，以此为逻辑前提推论：侵犯罪犯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就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这个结论在逻辑上讲是“真”的，但用传统的眼光来衡量又是很难接受的。现在的唯一办法就是学习，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显仁：监狱工作本身就是政治工作，监狱工作都不讲政治了，监狱还象监狱吗？
   阿明：监狱讲政治和监狱象不象监狱是两码事。监狱当然要讲政治，但监狱除了讲政治之外，还要讲法律、秩序，讲人道、人性，讲文明、科学。监狱存在的前提是罪犯的存在，罪犯存在的前提是法律的存在；法律存在的理由是威慑，威慑的条件是惩罚。在这个意义上说，监狱的确表现为惩罚。不过，在社会愈益文明、进步的今天，惩罚是极具理性的，惩罚是以法治、谦抑为限度的。一味惩罚只能是封建社会报应刑的翻版。并且这种报应刑早已被现代社会所抛弃。惩罚、惩罚、再惩罚的表达，让人感觉多少有些感情用事。因此说，任何扩大惩罚的理解都是有害的。即使传统的理论也说得非常明白：监狱的惩罚是手段，改造是目的。很显然，如果把惩罚当成目的，那无疑是在贬损、污蔑社会主义监狱，也是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的，也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监狱的文明性、先进性和科学性。
   至于罪犯的“权利主体”的定位，不少人无法理解，这是很正常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公民（普通百姓）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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