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都市文化与现代性问题初探思想宣传  ○

特殊性。这一称谓在视觉艺术和音乐方面可以站住脚，但对戏剧而言则并非如此。最后，大都市的身份还是它自身历史的产物，它之所以存在，部分原因是文化的分层。它是一个历史的沉淀物，揭示了历史上重要事件的演变痕迹，有时是自然的，有时不是。因此，对于城市来说，历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文化资本的形式。所有这些都加入了一个独特的大都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属于都市和在都市中的形式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表达的在场。
   　　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心理学和哲学研究可以说始于西美尔1903年写于柏林的论文。他的论文《大都会和心灵生活》捕捉到了由现代都市带来的新颖性、奇异性以及新的自由和约束。

当时的柏林不仅是日益强大的德国的大都会中心，而且作为德意志帝国的核心丰富着自身。作为一个城市，它经历着方方面面的巨变，不仅有工业生产方面的(就此西美尔未予置评)，而且还有商业文化和公共生活方面。他所考虑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对劳资关系的考察，即生产所体现的社会关系，而是个人的内在主体和赋予都市具象的客观文化形式之间的张力关系及其精神层面的结果。这样的都市外观在他的写作中总是以视觉的方式表现的，以至于对他而言，都市的现代性就是一种呈压倒趋势的视觉经验。这是一个陌生人组成的匿名世界，人们相互看并被看。他的分析成为了一个关于都市的伟大文学和鼓吹都市公共文化的起点――从都市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一直到瓦尔特·本雅明，刘易斯·曼弗德和理查德·塞内特。
   　　西美尔对大都会生活的呼唤所隐含的是公共空间比例的大幅增加。更长更宽的街道，更大的公共广场和开放空间成为了新兴大都会的标志。尽管西美尔的参照物是1900年的柏林，但这样的新兴都市早在豪斯曼男爵的巴黎就出现了，早了一代，巴黎宽敞而且似乎无穷无尽的林荫大道和新的公共空间改变了这座城市的面貌。这座中世纪都市的那些安逸(但不卫生)的角落被打开，产生了急剧增长的都市流动性，而这流动性又给人带来视觉上和身体上的刺激。都市学者照例会批判豪斯曼男爵，但同时他们也被吸引过来，并或隐或显地赞美由他创建和印象主义画家所描绘的林荫大道所造就的那种都市风尚。
   　　豪斯曼男爵的城市是波德莱尔的(和本雅明的)漫游者的舞台，对大多数学者而言，这是大都会和现代都市文化的理想典范。对全新的都市生活的完全接纳使得都市学者忽视了许多人在新城市里所体验的困难。城市居民并不全是天生的漫游者。在豪斯曼男爵大兴土木的建设中，贫穷者失去家园的恶劣境遇当然会得到学术研究的关注。但除此以外，即使是中产阶级也会常常觉得，这座为他们营造的新城市难以使用。一种新的恐惧症应运而生，可以命名为：广场恐惧症，即对开放空间的恐惧。
   　　根据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病医师的报告，出现了这样的中产阶级病人，他们在面对新的户外空间和空旷无人的大道时无法移动自己的身体，完全瘫痪了。这种都市里的“行走能力的丧失”被一位柏林的精神病医师命名为“广场焦虑”。对那些对中世纪城市持怀旧态度的人来说――最有名的是维也纳都市理论家卡米罗·西特，问题在于人们失去了那种小型的、熟悉的会面场所。在西特看来(与我们的直觉正好相反，我们往往会觉得它们饶有趣味)，新大都会的公共空间，无论是他的维也纳的环城大道，还是豪斯曼男爵的巴黎的林荫大道，都是“一种新型的非地”。当人们(包括一些著名作家在内)从一座扩展得漫无边际的都市里找到解放时，另一些人则为此感到恐慌。西美尔更关注的就是大都会的痛苦；他认为这痛苦导致了尼采式的尖叫。但对于习惯了大都市甚至享受着大都市的我们来说，已经失去了感受和理解“广场恐惧症”的可能。如果想要理解现代都市文化的形成和意义，我们则需要重新获得这种感受。
   　　大多数属于西美尔传统的作家都不看重都市生活的政治经济学，而更关注看与被看的经验。阿伦特排斥马克思，曼弗德谴责资本主义却不做分析。本雅明试图把马克思和现代巴黎的视觉特征连接起来，但只是在消费的而非生产的层面。用本雅明自己的话来说，他那伟大但却未能如愿的抱负是，“要把真实细节高度的生动性和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实现结合起来”。塞内特试图在他的著作《公共人的衰落》中实现本雅明的抱负，但结果自己却被都市的感官愉悦俘获了。他的近作《眼睛的良知》也明显缺乏严肃的对视觉世界的道德审视。(这个问题大概是心理学方法的内在难题，但除此之外，塞内特最近关于城市大众的文章仍令人感动，关于这一点我在最后还要提到。)
   　　第二种都市文化研究的方法集中在表现都市的主题上。从事这些研究的往往是文学和视觉文化专业的学生们，特别是电影、摄影和建筑。本雅明在这里算得上是一个灵魂人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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