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罗兰·巴尔特和他的符号学影响更大。在本雅明关注到表现的社会生产的同时,符号学已经是一个整体的文本帝国了。我认为,这在文本内部限制了解释力和表现研究的重要性。对文本性的集中――虽然并不必然这样,会倾向于对“都市文本”的搜罗,倾向于二十五年前文学批评家彼德·布鲁克斯的习语。
在当代重要的建筑杂志《对抗》里有一篇被广泛引用的布鲁克斯的文章,布鲁克斯在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里找到了非常好的文本,来阐释19世纪的巴黎是如何看待它自身及其现代性的。为这充满才气的研究所影响,我数年来致力于寻找纽约的文本。但我一直没有成功,仅仅是获得了一些碎片,或者说局部的文本。现在我知道了,我这样的研究是步入歧途的。因为,就外观上的一致性而言,巴黎是一个例外,正如爱默生在19世纪中期所说的,法国文学就像同一本书在反复重写。而一个现代的、民主的、非匀质的都市不太可能只有单一的文本。即使是惠特曼著名的都市诗歌也无法等同于一个都市文本,更何况,他无法就都市的复杂性营造出一个叙事结构。因此,惠特曼的名诗充其量也就是一份有名的清单。实际上,惠特曼已经预示着本雅明的拱廊街项目(现已作为文献资料出版了)只能是一个索引和档案系统,而非叙事文本。
这里出现的问题是,大都会是否在抵制叙事表现呢?在20世纪最初十年的写作中,现代诗人庞德得出的结论是,文学性的叙事只适合欧洲村镇,而大都市,他认为天生就是属于电影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查尔斯·希勒和保罗·斯特兰德制作了关于纽约的著名电影《曼纳哈塔》(译者注:影片以惠特曼的诗歌命名)并表达对惠特曼的致敬。因此,摄影看起来也和现代都市有一种特别密切的关系,或许可以这么说,现代都市和摄影是一同出现并彼此塑形的。
自1850年前后开始,早期摄影师就力图表现一个完美的都市――要比它实际的样子更完美一致。摄影师们试图向资产阶级展现一个让他们为之骄傲的都市,因为正是这些人来购买摄影师制作并出售的照片集。到了19世纪末,艺术摄影者抛弃了这种美学,相反,他们表现的是一个充满碎片和补丁的都市,而不再是整体。有时他们关注的是都市的地下部分,例如“另一半如何生活”,有时候,虽然他们仍然关注耀眼的东西,但它们常常是偶然的、断裂的。例如,有人会提到纽约摄影师渥克·艾凡斯,他的摄影对象包括城市街道上的普通广告和地铁乘客的匿名肖像。
如果对这一观点进行适当发挥,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现代主义者的都市摄影和惠特曼诗歌的写作策略在视觉效果上是对等的,至少纽约是这样。然而,单一的叙事或者影像似乎都不可能概括出一个当代的大都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并没有一个线性的单一等级。它的多元性围绕着多元的轴心,它总是在受到质疑,并不断自返。
有人认为,正是出自这样的精神,波德莱尔创造了散文诗这一次等的混合文体来描述巴黎。这一文体是对一般文学生产的形式主义的一次反动,例如十四行诗的规范和传统的诗歌形式。不过,这也可以看作是对豪斯曼男爵基于新古典形式的巴黎市区规划的负面评价,既要和豪斯曼男爵的城市共存但同时又反对它,于是,波德莱尔发明了一种特殊的写作样式来颂扬日常生活的英雄主义和转瞬即逝。同样,惠特曼的大量创作也都抛弃了和他同时代的、他称之为“上流社会”的诗人们的惯例。但和波德莱尔对巴黎这个理性都市的抨击不同的是,惠特曼仍然在尝试找到一种形式来捕捉19世纪中叶的纽约的杂乱无序和日常生活。
可以冒险作一个概括,区分了波德莱尔、惠特曼与豪斯曼男爵的政治触及了都市历史的一个主题,即局部的、非形式的、偶然的和总体的、形式的、理性的对比之间的多种表现。
当然,无论是基于已知的历史,还是当代的经验,我们都可以辨认出这种二元模式。但是,它真地可以捕捉到对大都市的体验吗?如果还不够,那又该如何处理大都市繁杂缠绕的文化和政治呢?特别是针对纽约,这里我愿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应该是适用于纽约和上海这样的城市,但不适用于巴黎、华盛顿、圣彼得堡和北京。正如这个名单所揭示的,那些相对地脱离了中央规划、不是被国家政府完全控制、也无需去表现这个国家的城市,就拥有更独特的城市生活模式和自我表现的力度。
马克斯韦伯强调,当代大都市的特征源自它的市场性质,他将其定义为“不同个体能够共同进入的最无个体性的生活形式”。最能概括当代都市特征的是陌生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平淡无奇。在定期的集市中,早期的都市既有陌生人又有人际交往和物质交换。但正如波德莱尔所坚持的,当代都市令人惊讶的是在平淡无奇的都市日常生活中所蕴含的高贵。换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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