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都市文化与现代性问题初探思想宣传 ○
对于纽约，逆用萧斯基的策略似乎会更有效。如果萧斯基可以把他的研究重心放在维也纳精英文化的传记或其它学科领域，那么在纽约，最好从我先前试图定义的公众文化出发。我们可以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公共空间，去考察这一空间里各种文化的众声喧哗，特别注意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冲突。毋庸置疑，这是一个流动的图景，一个文化和人、商业文化和美术的图景。这并非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对立，而更多的是人人都可以分享的。
基于不同的制度结构、大众、本地和商业的形式与内容的知识传统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而在城市公共文化里尤其如此。所有这些都在争夺中心地位，但全都失败了。在崇尚平等主义的现代都市里(如果不是事实层面，那么就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文化生活被沿着纵轴和横轴一分再分――没有普遍承认的等级原则或优先级原则。这也许可以解释其政治稳定性。但我要指出的是：即便不是政治，那么文化在俄国批评家巴赫金的理论里也是可以识别的。他让我们设想一个“挤满”了各种声音的领域，大家都在试图支配意义。
语言(我的意思是指公共文化)在其历史中的任何时刻，它从上到下都充满了多样体：它表现了现在和过去之间、过去不同时期之间、当代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团体之间、以及潮流、学派、循环等之间共存的社会意识形态矛盾，一切都被赋予了实体的形式。这些多样的“语言”通过不同方式相互交织，形成了新的社会型“语言”。
巴赫金在坚持抵制艺术和生活的单声道的同时，还有效地肯定了大都会文化的重要性及其历史结构。
无论是作为文学语言还是对公共空间差异的实在表述，在这个意义上，公共文化是肯定差异存在和非匀质性的一种表现，而等级形式的缺席并不意味着不平等的缺席。在宏大的公共空间和富于表现力的文化里，大都会在所有多样性里实现对自我的表现。我们愿意相信这种囊括了每个人的多样性的表现构建了集体意识和对差异的容忍。毫无疑问，正是这一原因使得知识分子对都市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富有责任感且如此着迷，即便这其实是由他们维持甚至制造的。
但是“表现”一词还有另外的含义，如代议制的政治制度。有趣的是，在美国人对选举政治的看重和参与热情日益衰减的这个时代，建立和维护人民主权的代议制的宪法形式也难以吸引学者的兴趣。在正式的政治科学学科之外，很少有人会对政治制度感兴趣。对现代都市广场的学术追求和对严肃的政治代议制的漠视，这之间的反差是惊人的，而且是有问题的。
这里我要回到理查德·塞内特。在近期的《哈佛设计杂志》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空间》的文章。这一介入非常重要。文章反驳了最近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城市理论研究的进展，并指出城市规划学者热衷于认为人们的活动集中在市镇广场的态度模糊了希腊公共生活的丰富性。塞内特指出，雅典把它的民主实践置于两种外在环境里：市镇广场(agora)和剧院(pynx)。因此公共生活包括两方面，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功用和“场所”，一个是无形式的，而另一个是制度化的。
广场刺激了市民对他者存在的重视，人们的不同需要和权利都应得到尊重。这是一个再现差异的场所，但同时又在一个集体中暗示了共同关系，它的沟通模式是视觉观察和表述。这类场所可以用来提高宽容度和对差异世界的承认。
剧院则有不同功能。它使市民能聚精会神地做出决定。在那里，雅典人对城市的行动进行辩论和决策。当广场被用来认同陌生人时，剧院里的演讲者和听众则都是互相熟悉的――他们甚至坐在指定的座位上。剧院是半圆形的，因此所有人都一览无遗，而且每一论题总是和特定的个人、氏族、部落――以及他们的利益相关。这种古代的公共商议形式让普通人成为对自己言论负责的市民。这不仅是辩论使然，论坛的形式也确立了责任，并做出决定，所有这些都无法在街道上靠波德莱尔式的公共生活的含义来维持。
这里我想强调的不是要突出公共生活的这种或那种表现。二者对民主生活和城市公正的作用都是关键的。视觉代表和协商(或形式政治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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