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都市文化与现代性问题初探思想宣传  ○

如果界限的边缘是在其它文化环境中才能体验到的社会状况，那么在当代都市里则非常平凡，几乎就是日常经验。
   　　市场同样是权力典型的现代形式，权力的问题十分关键。(可它在城市文化的研究中又常常缺席。)这里的权力我以为是指制度权力。关注文本性的后结构主义者和成天鼓吹市场的新保守主义者都忽略了权力，即制度性的权力和市场中不均等的权力。对市场这一隐喻的理解往往没有认识到它的运作就是权力进行演习和获得成功的竞技场。我认为，作为都市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启发性环节，市场这一隐喻如果要继续下去，就必须避免这种盲目性。
   　　市场和大都会文化可以看作是在制定一个陌生人之间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换的模式，其中充满了赋予交换以形式、但又扭曲甚至妨碍交换的微型模式(有时还不是微型)。市场，或者说市场似的进程创造了一种拒绝叙事的复杂的文化模式，它缺乏英雄主义，也不再指向传统的叙事结构。目的仍然存在，但是在充分复杂的权力环境下，任何一个结果都不再和单一的目的相连。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文化研究的伪学科局限是什么，它都有自身的正当权利。它对文化内部的冲突和竞争保持着敏感。在都市中，这样的冲突散布在物质的、制度的和想象的空间中。由于都市最注重的是其空间布置，以及空间和社会关系的特殊组合，我愿意把都市的公共文化作为一个在对地域的所有和占有之上的正在进行的冲突过程。
   　　无论这一竞技场是都市的公共空间还是它的社会机构，包括传媒，我们扮演角色所获得的奖励，就是对公共生活有相对的影响力、正当性，并且能为市民生活提供确定的意义。公共文化总是充满困难和挑战，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成了异质型现代社会的竞技场。正如海×××尔所言，这赌注是“公众对真实的阐释”。有人赌赢有人赌输，而胜利者往往“试图把他们对世界的阐释普遍化。”
   　　那么，当代都市文化的表现只可能是不稳定的、摇摆的、暂时的停战状态，而交战的各方则是不同的由私人界定的意义，在公共空间寻求自身的合法性甚至普遍性。有人会说，这种为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努力和其失败一样都是必然的，其结果只能是大都会文化的非叙事性和复杂性。
   　　如果再靠近一点社会经验的层面，大都会生活或许就是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发生在类似西美尔所说的那种个体的内部(或主体)认同和外部认同之间，后者部分地被更广泛文化的客观样式所决定。但现在，我要提到西美尔之前的一个人，德国社会学家菲尔狄南特·杜尼斯，他在一本写于1887的书中提出了两个概念，对都市的现代性进行了社会学的解释：即gemeinschaft和geselleschaft。这两个概念通常被译作“社区”(communityorassociation)和“社会”(society)，这就可以进一步探索公共文化的形成和更新。都市的公共文化是社区和社会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产物。前者是同质文化的群体，是同一性的世界，用今天的话来说，人们不仅团结在政治认同之下，还有一致的利益，无论这利益是地域的还是经济的。而后者则是一个差异的世界，是不同的个人利益对权力和合法性展开竞争的空间。
   　　那么，为不同的匀质群体提供非匀质的公共空间是关键问题之一。什么样的途径能让私人和匀质得以进入公共空间呢？私人的生活世界和相应的私人利益又如何影响更大的公共生活领域呢？公共生活的哪些部分侵入和影响了私人生活？这些关系是互惠的，而且两个领域之间的界线总是可以渗透和协商的。与这种共时关系相交叉的是历时性的和时间性的历史。时间和空间一样，都是大都会中公共的和私人的生活持续重建的组成部分。
   　　在巴黎或维也纳，对都市的公共定义――或者说对当代表现的质疑好像不及纽约复杂。我在这里概述的对纽约公共文化研究的方法迥异于萧斯基对《世纪末的维也纳》的出色研究。萧斯基的著作可能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对现代大都市文化的历史研究。开篇第一章勾勒了城市自然外观的变化――主要是著名的环城大道的修建――以及重建它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接着他考察了文化和政治的各个领域。在每一个案例中，他发现环城大道的后撤设计都明确表现了自由主义。他进一步描述了自由主义和市民责任的解体。在现代主义文化表述的各个领域里――绘画、音乐、建筑、文学，政治被私人领域所抛弃。市民责任的自由主义理想被一个朝向个体、精神和情感的内在转折所取代。这一点在弗洛伊德对梦的阐释中显露无遗，而萧斯基则出色地历史化了弗洛伊德的文本。
   　　但是，这种方法不适用于纽约。虽然原因之一可能是我缺乏萧斯基那种广泛而且跨学科的学问，但我以为纽约和维也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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