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都市文化与现代性问题初探思想宣传  ○

是一个民主社会互补的两方面。
   　　理解了这一关系，可以重构尤根哈贝马斯和挑战他对政治和公共空间定义的批评者之间的那场著名争论。备受争议的是，哈贝马斯坚持认为理性的辩论应排除民主大众的政治，而他的对手们则认为大众已经在街道上用自己的身体阐明了政治。哈贝马斯的著作重新激活了学术界对民主理论的兴趣，但对民主空间关注不多，至少并没有超出18世纪的英国咖啡屋。他的早期和有影响力的著作聚焦于公共话语的制度性结构。哈贝马斯的批评者是对的，但他也是对的。大都会政治在制度化的环境、公共领域和理性话语里都通过它自身的在场起作用。我们无需选择，但我们应当更好地理解都市公共生活中两种表现的政治之间的关系。
   　　关于公共空间还有最后一点，即我们往往倾向于把它看作位于中心的公共空间。例如在纽约，我们把中央公园作为公共文化形成和自我表述的空间。这确实如此，或者说它至少在某一特定场合下是真实的。但不能因此忽略了公共文化规模更小、更有限的形式。公共文化的规模和它在多大程度上向不同群体开放(access)同样重要，尤其是考虑到都市的局部区域和公共设施，开放性(access)更是至关重要。当中央的公共空间在对总体表现的可能性提出美学要求时，在局部的公共文化中，开放性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这一要点是在都市社会学的新研究中提出来的，可以参见克莱恩·伯克的书《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解剖》。此书研究的是1995年在芝加哥造成了超过20xxxx死亡的那场热浪。他提出，公共生活和公共机构开放性的缺乏是大多数人死亡的原因。那么这是怎样发生的呢？
   　　第一，在这个城市的穷人区――不仅指非洲裔美国人的社区，分散在街道上的公共生活和死亡直接相联。无法离开危险地区的人们被孤立起来，因为不能参与至关重要的社会交往，他们及其脆弱。
   　　第二，芝加哥强调的是避免公共对话所应有的质疑的一种政治文化，当然并非只有芝加哥才是这样。政治领袖们将维护自身地位的公共关系运作视为唯一的任务，一旦出现问题，这样的政治(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是无法识别和应对的。这样的政治不是用来解决问题，而是拒绝问题。在这场热浪中，这个城市的公共关系机构并没有对戏剧性上升的死亡数字作出相应回应，反而是对验尸官办公室给出的死亡报告施加压力。
   　　第三，新闻媒体作为大都会文化的重要组成成分对此却轻描淡写。他们没有把这作为一个普遍的公共问题。克莱恩伯克发觉到，大都会的新闻媒体针对不同的都市社区会有不同的版本。在较为×××的城内和郊外的富人区发行的新闻，都不报道穷人区这一令人不快的死亡消息，而这些市民的政治态度原本可以影响这一事件的进程。
   　　于是，对都市文化和表现的研究部分地和阅读文本相关，同时也和理解制度的权力以及都市空间和关键机构的开放性(access)相关。
   　　大都会文化和国家文化的关系，以及它们两者和现代性的关系，都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在萧斯基关于维也纳的书中，我们无法区分维也纳在文化上的现代主义诉求和整个国家在世纪之交追求现代化的雄心。同样，巴黎人的现代主义也常常被用来代表法国，虽然我们都知道，法国其实长期都有一股强大的乡村保守主义在怀疑现代性、国家和大都市。相比而言，世纪之交的布达佩斯由于想成为自己反而遭到责备。
   　　布达佩斯被要求代表国家，而不是代表它自己，似乎是因为它是有差异的，当然就其世界主义来讲它确实是存在差异的。纽约，我想还有1949年以前的和近期的上海，都摆脱了这种负担。纽约从不认为它自己是完全美国的，而美国的其它地方也不这么认为。自18世纪以来，它都不是真正的美国，因为新国家把首都从纽约迁到了费城和华盛顿特区。它早已拒绝了作为一个政治中心的地位和权力。因此，使得纽约和布达佩斯不同的是，纽约使自己成为了世界都市，一个比它所在国家更大的城市。
   　　除了共产主义的最初几十年，上海的情形看起来和纽约非常相似。而我觉得，它的文化成就和能量就是来自没有负担代表国家的责任。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作为一个历史名城，苏州就不得不代表国家，甚至是“国粹”。这和布达佩斯在1900年的情形是一样的。作为多瑙河畔的城市，布达佩斯比它的国家更国际化，而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它过于国际化了，这里的国际化并非仅仅指世界性，同时也指向犹太化。一战战败后，共产主义革命在1919年曾经取得了短暂的胜利，海军上将贺西重建了传统的权威，他宣称布达佩斯是一个“罪恶之城”，它从匈牙利民族传统中分裂了出去，理应得到惩罚。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