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农民工收容遣送之浅论思想宣传  ○

锁链，将收容人员转卖给由民政部门负责的遣送站，获取利益；而负责遣送的民政部门则通过从被收容人员身上强行收取收容费、伙食费等获取巨额利润。或是将农民工收容起来之后，通过限制其人身自由，要求被收容的农民工的亲友筹集“保人费”等方式获取利益。正是在上述利益驱动之

下，城市地方政府的收容遣送行为一方面越来越扩大对象范围，幷在收容遣送行为中越来越表现出任意性，甚至导致对农民工的人身自由的限制和伤害。

　　这一制度同样也建立在城市主流社会支持的民间合法性的基础上。对于城市社会的成员而言，城市政府所发动的收容遣送行为幷不会侵犯到他们的利益，相反，对于他们所生存社会的治安和秩序，反而起到一种保障作用。近年来，随着农民工的大量进城，城市社会成员对“流动人口”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情绪，认为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是带来城市社会治安问题的主要甚至唯一原因。因此，城市地方政府越来越明确指向农民工的收容遣送行为恰恰也迎合了城市主流社会对待农民工的这种排斥心态，获得了民间的合法性。

　　上述的分析说明，收容遣送制度服务的是城市主流社会和城市地方政府的利益，而以牺牲农民工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收容遣送制度正是在上述的利益诉求的推动下，一步一步走向极端，发展成为了一个限制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居留权，束缚农民工人身自由、对其人身安全构成威胁的制度、规定和政府行为的总体。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作为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地区，吸收了全国最多的农民工，对农民工的收容遣送问题在该地显得更为突出。

　　但是，在20世纪末以来，这一制度所引发的“问题”开始作为一个媒介议题，登上传媒舞台。在传媒的报导中，这一代表城市主流社会和城市地方政府利益的制度不断被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幷不断受到挑战。本文即希望分析，传媒到底是如何报导这个议题，幷如何表达了农民工在这个议题中的利益诉求的。

　　二、当代中国的传媒市场化

　　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传媒经历了渐进的市场化过程，“传媒开始具有利益动机，追求利润成为传媒组织运作的基本驱动力，而且，传媒组织开始依赖于广告和其它商业行为来作为自己收入的来源”。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国家仍然控制着所有电视、报纸和电台的所有权，但是传媒组织却获得了一定的经营权。大部分传媒组织不再依赖国家的财政补贴，幷不得不在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
   　　尽管这一商业化过程被学者们称为没有独立性的商业化，但是商业化却确实给新闻媒介带来了许多变化，市场开始成为国家之外的另一重影响传媒之日常运作的基本逻辑和力量。本文的案例即发生于这一传媒市场化的背景之下。

　　三、各报的新闻表现

　　由于收容遣送是当代中国城市政府部门的一项常规的政府行为(主要涉及公安部门和民政部门)，各报对政府收容遣送行为的报导都非常之多。但是，在这些常规的政府报导中，收容遣送幷不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报导和呈现的，也就是说，收容遣送制度所引发的诸方面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它对于广大农民工人口所造成的人身束缚和人身安全的威胁问题尚未引起关注。相反，它更多是被当作一项政府工作成就来被报导的。

　　“收容遣送问题”作为媒介议题登上传媒舞台，始于市场取向报纸对收容遣送过程所导致的“问题”和所引发的事件的系列报导。市场取向的南方都市报不仅将它转变成为了一个媒介议题，而且在该议题上开展了活跃的新闻实践和新闻论述。而在党报南方日报中，这些媒介事件基本上完全被抑制，没有得到报导。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这两家市场取向的党报则部分地将收容遣送问题提上了议程，但是在开展的新闻实践和新闻论述的活跃程度上，则都要大大弱于市场取向的南方都市报。

　　下面的分析将主要围绕市场取向的南方都市报进行，幷比较该报与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这两家具有一定市场取向的党报之间的差异，看这些报纸如何开展相关的新闻实践，为农民工群体提供了利益表达的机会，以及是如何产制挑战这一制度的对抗性论述。

　　“事件”报导

　　市场取向的报纸将收容遣送问题搬上媒介舞台，始于对“收容遣送事件”的系列调查性或揭露性报道。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都参与了部分此类收容遣送事件的报导。下表列出的是在考察期限内受到这些报纸报导的主要事件。

　　从上表可以看出，此类事件具备以下共同的特征：首先，这些事件中的受害者基本都是来到城市寻找就业或在城市居住和生活的农民工；其次，这些事件都无一例外地涉及到严重的人身伤害，其中有的是对女性身体的性暴力或性摧残，有的则是对男性身体的暴力伤害，甚至死亡等；另外，这些悲剧的发生都与城市政府的收容遣送行为或制度有密切关联。例如，在孙志刚事件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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