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取向报纸在新闻论述中所体现的民间立场不仅体现在上述的公民权框架当中,也体现在它直接将“问题”的原因归结为政府行为,将矛头指向不受约制的行政权力,幷揭示了城市政府在收容遣送行为上直接的利益诉求。例如,该报揭示了该政府行为背后的利益格局,指出了权力和利益在该制度上的“联姻”。最为显见的一种论述是,认为收容遣送问题之所以出现,与经济利益的驱动密切相关。南方都市报在议题早期即开始对这一点的揭示,例如,在一篇评论中,该报这样指出“由于利益驱动,一些地方在收容遣送工作中,随意扩大收容遣送的对象,结果是不该收容的收容,不该遣送的遣送……收容遣送成了部门、单位和个人”创收“的工具,甚至成了一些人违法犯罪的避风港(善意制度被恶意扭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挑战性论述却幷没有揭示城市主流社会在该议题上的利益诉求。这一点对于理解市场取向报纸的意识形态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除南方都市报之外,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也发表了少量的挑战性论述,不过,和南方都市报比起来,这两家报纸的论述强度要弱化得多,而且也主要发表于国家将该制度的讨论纳入政府议程,话语环境基本松动之后。
四、为什么如此表现――作为市场策略的民间立场与弱势社群关怀
上述的分析说明,市场取向的报纸比党报采用了更活跃的新闻实践,产制了更具挑战性的新闻论述,更积极地倡导了农民工的公民权利,因而更积极地表达了农民工这个弱势社群在该议题上的利益诉求。由于受到市场驱动的市场取向报纸大大超越了受到国家严格控制、市场取向较弱的党报,为农民工在该议题上的利益表达开辟了表达的机会和空间。但为甚么市场化的传媒会作出这样的报道?
民间立场和弱势社群关怀:组织新闻的基本框架
市场取向报纸在本议题中的表现可以概括为民间立场和弱势社群关怀。所谓民间立场,主要指的是与官方权威相对的对立性角色(adversarialrole),是针对国家和行政权力而言的,媒体在面对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时,总是选择站在民间社会的一方,幷表现出挑战强大的、垄断性国家权力的特征。不过,在具体的新闻运作中,这种国家与民间的对立关系往往被转化为更为外在和具体的国家行政权力的代理人―――官员,与权力的承受者―――老百姓之间的对立关系,媒体在这二者的对立关系前,选择站在权力的承受者,老百姓一方,积极挑战和质疑官方权力。回顾前面对报纸文本的分析,可以认为,民间立场或框架是市场取向报纸在该议题报导中所采用的最基本框架。至于弱势社群立场,主要是针对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而言的,即在强势或优势社群与弱势社群的对立关系中,选择站在弱势的一方,倡导弱势社群的平等权益。市场取向的报纸在该议题中也采用了一定的弱势社群立场或框架,不过,正如前面的分析,在本议题中,这一框架主要体现为对农民工这个弱势社群的抽象的“同情式”关怀,而与真正的弱势社群立场有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在本案例中,市场取向报纸虽然揭示了城市地方政府与农民工在收容遣送制度上直接的利益冲突(这里体现的是民间立场),却较少揭示作为强势社群的城市主流社会与作为弱势社群的农民工群体之间在该议题上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冲突,更没能表现出在揭示和分析了这种利益格局基础上对弱势社群利益的捍卫。
作为市场策略的民间立场和弱势社群关怀
在市场化条件下,民间立场和弱势社群关怀实际上是市场取向媒体所选择的一种用以组织新闻报导、导向市场成功的市场策略,目的在于寻求建立自己公正和正义的品牌形象。
民间立场与弱势社群关怀之所以会凸显成为一种成功的市场策略,与当代中国这个处于迅速社会分化过程中的权威体制国家的特定公共文化有关。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一般而言,追求和阐述正义这一点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可能获得读者的支持,也就是都可能是一种成功的市场策略。但是,这种策略在中国这样的特定环境下有其特殊的功用。笔者尝试用“不公平感”或“不公正感”文化这一概念来概括当前中国(改革年代)的公共社会心理特征。所谓不公平感,即是指具有强烈的被剥夺感,认为社会缺乏公平与公正,与之相应,在文化取向上即表现出一种对平等、公正和正义的强烈渴望。
这种不公平感文化的产生与当代中国社会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社会变迁有关。首先,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的党/国具有极权主义性质,即使在改革之后,国家仍然具有极强的权威性质,对社会生活进行垄断,这使得民间社会极少有进行公共表达的机会。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一点不仅没有得到改变,甚至将矛盾更加突显出来,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甚至转变成了更为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