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农民工收容遣送之浅论思想宣传 ○
对于媒体而言，农民工这个弱势社群的事务实际上成了市场取向报纸表演和表达其民间立场的一个场域。
其次，市场取向报纸所采取的“民间立场”和“弱势社群”关怀同样也是对城市主流社会之文化诉求的迎合和表达。前面提到，之所以在当前的新闻市场上，民间立场与弱势社群关怀会凸显成为一种成功的市场策略，与弥漫于当代中国社会的“不公正感”文化有关。这种不公正感文化同样存在于城市主流社会当中，在这一社群中也同样强烈。例如，关于指向权威国家和行政权力的不满情绪，不仅对于处于社会经济水平较低地位的大众阶级是如此，即使对于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而言，他们在这一点上也往往具切身体会。因为作为社会成员，他们一般都亲身经历过国家的垄断权力阶段。即使在当前，作为中产阶级的他们也同样象其它社群的人们一样，仍然要忍受国家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张对自己带来的危害。这些都使得，对不受约束的行政和官员权力的反感和厌恶成为一种弥漫性的社会共识。
同样，关于指向社会内部分化或不平等的不满情绪，这一点不仅对城市大众阶级是如此，而且在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身上也有体现。对后者而言，他们虽然部分地分享了改革的成果，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就目前看来，这个社会阶层往往还是与其它大众社会阶层有很强的关联。例如，由于他们很多都从传统的“百姓”阶层出身，通过原有的亲戚、朋友、父母、同事等网络关系，他们的社会触觉得以延伸，可以感触到超出他自身所处的这个阶级以外的其它社会阶级的经历和感受，因而能够感受到这种强烈的社会不公，产生了一种期待公正和正义的社会文化心理。
本文中市场取向报纸所采纳的“民间立场”即可视为是对前一种指向行政权力的不公正感文化的迎合和表达；它所采纳的“弱势社群关怀”则可视为是对后一种指向社会阶级之间阶层分化的不公正感文化的表达。
五、结论与讨论：市场化条件下新闻传媒的意识形态性质
本文的分析表明，市场化报纸为农民工这个弱势社群提供了公共表达的机会和空间，倡导和表达了这个社群在该议题上的利益诉求和权利，相反，则抑制和间接挑战了官方和城市主流社会在该议题上的利益诉求。
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本文的研究表明，农民工群体作为“社会”的成员，得以通过传媒向“国家”表演和表达其在收容遣送制度中所遭受的权利侵犯，也就是说，新闻传媒为作为“社会”成员的农民工群体开辟了向国家表达其利益诉求的空间，这种表达甚至挑战和质疑了国家行政权力在这个制度中的行径和行为。这一发现虽然幷不能完全驳斥党国工具论，但至少表明，当代中国市场化条件下的报业不再完全是党国的喉舌或被动的政治工具，而是开始承担了新的角色和职能，这表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代表“社会”的利益，为“社会”向国家提供表达的机会和空间。
这种民间表达的职能建立在一些新兴的新闻实践的基础上。从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些报纸已经发明和使用了一些不同于社会主义新闻业传统的新的新闻常规，为民间表达提供了新闻实践的基础。这包括减少了使用官方消息源，增加使用了民间消息源；使用受难叙事，通过受难叙事来表达和建构民意，幷获得与官方论述抗衡的道德和情感资源；采用了调查性的新闻报导方式，揭示和发现政府部门的错误行径；使用专家消息源和大量使用评论性文章，以推动有利于民间社会，和挑战官方立场的公民权论述等等。这些新兴的新闻实践方式尤其体现在市场取向的报纸当中，可以说，这些报纸已经产生了推动民间表达的一定的结构基础。
但是，正如上述，所谓民间社会，幷非是一个未加分化的总体，而是存在内部分化。尤其是，在社会经济迅速分化的今天，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对应着不同的消费能力，这直接影响到媒体，尤其是市场取向的媒体与这些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在本文中，对于城市报业而言，所谓民间表达，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具有一定社会经济和消费能力的城市主流社会的表达，由于市场取向报纸在市场定位上越来越指向具有一定消费和购买能力的城市主流社会，而将其它不具有消费和购买能力的人群，如农民工群体排除在外，这种所谓的“民间立场”实际上是具有阶层分化的性质，这个时候，所谓的民间立场实际就是这个城市主流社会相对于国家而言的立场。而本文中的农民工作为民间社会的成员之所以得到公共表达，实际上是城市主流社会的利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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