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农民工收容遣送之浅论思想宣传  ○

见的社会问题，如腐败的盛行，权钱交易、政府官员行为无约制、肆意横行，“公权”对个体隐私的干涉等等，这使得当代中国社会的公众很容易将对社会不满和不公的情绪指向政府、官员和国家权力。其次，在当代中国社会，特别是自经济改革进入中期阶段以后，中国社会迅速和剧烈的社会分化导致了社会财富和生活机会分配的极为不均衡，少数人占据了社会总财富的大部，而众多“百姓”却无法分享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成果，因此很自然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和不公正感。

　　正是在这样一种公共文化特征下，迎合、阐述和表达这种“不公平感”文化，通过激进和介入式的新闻实践方式来推进公平和正义，成为了新闻传媒树立自己公信力和声誉的重要图景或策略。当然，在当代中国，由于当代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文化的产物，他们也同样持有这种文化，或深深地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看来，从对这种不公正感文化的理解过渡到对表达公正和正义策略的选择，几乎是一个必然的和直觉的过程。笔者与来自不同报纸的多名资深记者或编辑访问得到的一个印象就是，这种认识基本上成为传媒从业圈的一个共识，不同报纸都认识到，通过报导和揭露现实社会中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有助于维持社会公众对其的信赖。尤其对于那些具有长远战略的报纸而言，更是如此。一位记者说，即使是当代的中产阶级读者也同样喜欢读到为民间利益奔走，为弱势社群抗争和表达正义的新闻作品，他们也同样为此类新闻感到大快人心。

　　曾经参与报导收容遣送议题中孙志刚事件的记者认为，当时在决定报导孙志刚事件之前，已经意识到这冒着极大的风险，因为对这一事件的揭露将意味着可能会“得罪”或触犯×××的诸多政府部门，幷有可能会在报导之后受到宣传部门的“打压”，但当时的总编和编辑都非常鼓励这篇独家报导，支持该篇报导的发表。其中的重要考虑就是认为这样的报导可以为该报树立市场声誉。而事实也证明，当时报社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该报导为该报树立了难以估量的市场声誉。
   一位报业界的权威人士曾向笔者表达他的观点，他认为南方都市报这一举措非常成功，“现在大家业内人士、甚至网上只要看到什么重大事件，就会关心这是不是南方都市报的‘作品''”。

　　值得说明的是，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这两家具有一定市场取向的党报也与市场取向的南方都市报一样，具有内在的驱动采用民间立场和弱势社群关怀作为自己的新闻品牌战略，事实上，它们在该议题上的新闻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这一点。只不过，由于存在严格的国家控制，这两家报在行使这一策略的情形时存在更多的限制和顾虑，国家对这两家报纸有更明确的角色定位，也实施更多的限制性策略，这使得这两家报纸往往较难贯彻上述的新闻策略。

　　但是，市场取向报纸通过民间立场和弱势社群关怀这样的市场策略所希望迎合和吸引的，幷不是一个普遍的、未加任何分化的市场，而是具有特定经济和社会特征的社群，这个社群以城市大众阶层和中产阶级为主体，基本上不包括农民工群体。

　　根据笔者的访问和了解，当前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和南方都市报这几家城市报纸都明确地表达出他们的这种市场定位取向，即在市场理性化的导向下，这几家报纸都开始将主要的市场瞄准具有消费和购买能力的城市主流社会。当然，这个群体既包括城市中产阶级，也包括消费能力稍微弱于前者的大众阶级。而处于城市社会经济的最底层、消费能力极弱的农民工群体，则越来越显示出他们不属于这个目标群的特征，越来越被排除出广告商所追逐的有效用户群和报纸本身所要争取的目标对象群之外。

　　因此，对于市场取向报纸而言，它所采用的民间立场和弱势社群关怀实际上是对城市主流社会之利益和文化诉求的迎合。这里存在一个解释的困难，即为什么以城市主流社会为市场对象的市场取向媒体会积极去表达一个幷不构成其市场追求对象的农民工弱势社群的利益和权利要求？为什么以城市主流社会为市场对象的市场取向媒体会去挑战一个符合自己基本利益的制度，转而为一个幷不构成其市场基础的弱势社群代言？

　　城市主流社会与农民工群体之间的利益共享

　　要解答这问题，我们首先要确认的是，市场取向报纸所采取的用以实现农民工利益表达的“民间立场”实际上是对城市主流社会与权威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反映。这一基本的利益格局就表现为作为社会成员的城市主流社会与扩张的行政权力之间存在对立性关系和利益冲突。

　　在与权威国家之间的对立性关系上，作为民间社会成员的农民工其实与城市主流社会之间之利益实际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限制权威国家和行政权力的扩张，捍卫自身的公民权利方面，二者实际存在重要的利益共享。在当代中国这个权威体制国家，不管是城市中产阶级、城市大众阶层、还是外来的农民工，大家都共同面对强权国家及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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