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农民工收容遣送之浅论思想宣传  ○

相反，市场取向的党报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在此类事件的报导上则保守得多，这两家报纸都未曾积极报导发生在×××境内或×××境内的收容遣送事件。例如，广州日报虽然参与报导了苏萍事件，但却是在苏萍事件被纳入政府处理议程之后才开始报导，且报导的口径和方式也以突出政府的有效处理为主，缺乏积极能动揭露性。

　　新闻论述

　　围绕着上述的事件报导，市场取向的南方都市报采用了激进、活跃和多元的新闻实践，推进和促成了反收容遣送话语的形成。南方都市报在孙志刚事件的报导最能体现这一点。南方都市报是孙志刚事件最早的报导者，该事件在被该报“揭露”出来之后，即受到了宣传部门的控制，禁止该报继续发表后续报导。因此，该报自4月25日以独家报导揭开序幕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跟进的报导(除了5月13日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央和政府采取相应行动的“政府报导”)。但是，至5月17日，随着三位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请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这一颇具新闻意义的新闻事件的出现，该报又开始介入相关报导。但这一次的推进却是以颇为巧妙的方式，即不再穷追猛打“孙志刚事件”本身，而是以一种更为抽象和理性的方式介入对“问题”和“现象”的讨论。该天纳入了其它两篇关于收容遣送的报导，其中一篇是与政协代表黄景均就收容遣送议题展开的对话(该代表曾在当年3月份的政协会议上提交要求为收容遣送立法的议案)，同日的专题新闻还包括一篇深度分析报导《收容遣送制度向何处去》)。这种专题性的报导往往在报导之间相互呼应，成功地推进关于收容遣送的公共话语。之后到5月27日，该报再度掀起一轮高潮，当天发表了8篇相关报导，开始对收容制度本身发出质疑。与此同时，进一步拓展了消息源，表示对收容制度改革的支持，其中包括广州老市长发出改革的呼唤，当时专家学者的反应以及全国人大代表的上书等等；同一天还有对民政部的访问，进一步追踪政府的响应和政策后果；该日成为该报报导力度最强的一天。

　　在上述报纸的能动的新闻实践中，有一个重要的消息源模式值得注意，即对“开明”知识分子和专家消息源的应用。该报在该议题的报导上充分发挥了“深度访谈”这种重要的论述产制的文体，在针对专家学者的深度访谈中，该报得以就收容遣送问题的表现、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结构性原因进行分析，幷提出相应的应对和改革的措施或方案。两种重要的消息源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其一是以专家面目出现的知识分子，另一则为具有一定民意表达性质的准政治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人大代表、委员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在当代中国，由于国家对社会生活仍然保持着垄断性控制，幷不存在真正的外在于国家的体制外消息源，这些精英消息源仍然存在于体制内，受到政府的约制，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逐渐演变，这些消息源在言论方面也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虽然幷不表明他们可以发表与政府言论相对立的论述，但通常却表现出在论述范围和论述角度上超过官方论述的特征。这两种消息源在上述报纸形成对收容遣送问题的深入理解以及产制挑战性公共论述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该报纸往往还非常重视刊登读者来信，在事件发生之后，实时地开辟读者专栏，刊登读者来信，往往有助于发现孤立的事件背后的内在关联，发现事件的集体和普遍性质，这些来自读者的事件往往也成为社会思维的重要素材。而另一方面，读者来信往往也以“受难叙事”的方式呈现，这也有助于建构民意“景观”，呈现一种民意的“共鸣”性愤怒的景象，向公众表达“民意”。

　　南方都市报所产制的挑战性论述直接挑战和质疑了当前城市政府所实行的收容遣送行为和收容遣送制度的合理性。这种挑战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或框架来进行的。首先，该报体现了一种弱势社群关怀，即认为当前政府的收容遣送工作所暴露出的问题在于对广大农民工构成了严重的人身伤害和对人身自由的束缚。例如，南方都市报在对政协委员黄景均的访问中，充分表达了这一观点。黄认为，“随着大量民工涌入城市，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对付农民工的一种手段。”(收容遣送重新立法这问题，太紧迫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弱势社群关怀幷不表现为一种明确的弱势社群立场，也就是说，它缺乏对城市主流社会与农民工群体在该制度上之利益冲突关系的揭示和分析，而是以一种对特定弱势社群的抽象关怀表现出来。

　　但是，更重要的是，该报是从一种具有普及意义的公民权框架的角度来揭示和定义问题之所在的：这种框架或论述侧重于认为，当前政府和收容遣送行为或收容遣送制度的问题在于对“公民”人身自由的束缚，认为这违反了宪法的基本精神，在这里，农民工是被当作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公民”来论述。例如，南方都市报在孙志刚事件报导当天所发表的评论标题即为“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之后，进一步推进该制度相关讨论的三博士以及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