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案例来分析,两个基本条件有助商业传媒表达弱势社群的利益要求。一是城市主流社会与农民工之间存在重要的利益共享。其次,城市主流社会与农民工群体之间利益冲突尚不激烈,或尚未外显化。本文的案例即发生于这样的条件之下。
一旦这些条件不复存在,以城市主流社会为主要市场对象的市场取向媒体将如何表现将取决于两个因素的博弈,市场取向的报纸一方面希望通过依托此类弱势社群的事务表达一种普遍的公民权诉求,进而获得市场声誉;但另一方面,它也不能因此而过多触及城市主流社会在该事务上的利益。就笔者的观察,这种博弈和动摇在目前已经初露端倪。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之后,由于农民工不再面临被收容和遣送的危险,而是获得了在城市社会逗留和谋取生活机会的自由和权利,这使得更多的农民工,包括很多找不到就业机会的农民工得以在城市停留下来,其中也包括有犯罪可能性的人群,这种人群的增加使得城市社会的治安有一定的恶化趋势,也使得街头乞讨的人群迅速增加。城市主流社会对这种现状的怨言越来越多,农民工与城市主流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外显化。在这种情形下,媒体是如何表现的呢?是否能够继续它在前一阶段的表现,坚持一个普及意义的公民权利,而放弃对城市主流社会之具体利益的迎合,进而继续表达农民工作为公民的利益诉求,还是将放弃对普及意义的公民权的倡导,转向迎合城市主流社会的具体利益就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观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