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感性选择思想宣传 ○
的论述，费孝通令人信服地论述了中国人社会选择性的感性特征。
现在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论述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相比确实有了巨大变化，但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并未改变，感性选择行为还是以各种形式在我们的周围世界表现出来。“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等等我们十分耳熟的话语，真实而亲切地表征着我们平时社会活动的特点。甚至“非规则化”、“无规则游戏”、“情大于法”等等社会现象的存在，也从很广泛的层面上表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感性选择特点。因此，我们现在提出感性选择概念，绝不仅仅是讨论中国人的旧传统，而且同时也在论述实实在在的现实。
二、重新认识感性选择
虽然感性选择是基本、普遍、真实的社会行为，无论哪个民族都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它却一直处于理性的压抑之下。感性行为是应该服从理性原则的控制对象，感性意识是有待理论思维批评、梳理和提升的对象，这在中外似乎都已经是天经地义的原则。正如弗洛伊德所言，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理性压抑感性的历史。(弗洛伊德，1984)在西方，理性对感性的压抑主要表现为逻辑思维、科学原则和工具理性对感性的控制与征服；在中国，理性对感性的压抑则主要表现为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对感性行为的训诫与抑制。这种情况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正在越演越烈，规范化、法治化、制度化……，无法列举的理性化形式铺天盖地地向人们的感性活动扑来，感性选择正面对日益沉重的压抑。
然而，既然感性选择是一种基本的社会行为方式，那么它就不可能完全默默无闻地等待理性的征服与控制，它总是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和对理性压迫的抗争，也必然引起理论思维对它的注意和辩护。在人类思想史和认识史上，也不乏褒扬感性意识和感性行为的思想家。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发生的认识论哲学中，尽管各种哲学流派都把理性思维看成人类的高级思维形式，认为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思维才能真正发挥人类认识活动的价值，但是，培根、洛克、休谟甚至贝克莱等经验论者，都从一定角度论述了感性的价值，对单纯肯定理性的倾向给予了批判。至于被列宁斥责为感觉主义的马赫，在其依据许多难以否认的事实对感性活动给予充分肯定的论述中，也提出了很多纠正单纯理性主义、正确估价感性活动意义的观点。(马赫，1986)
应当说是被后人指责有折衷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康德，最先明确地突破了仅仅从认识活动的等级秩序上来讨论感性和理性的关系的陈规，采取了划界分工的方式给感性留下了一片存在的空间，感性第一次在理性面前有了立足之地。在康德那里，感性不仅仅如洛克所言具有搜集材料的功能，而且还具有整理材料的形式——时间和空间。这就意味着感性不仅不完全是被动的接受，而且它还具有综合与再造的能力。因为整理是聚集、区分和形塑，感性借助这种技能可以把杂多的感觉材料在时空形式中呈现为可以被人们知觉的现象。(康德，1960)
与康德同时代的歌德和席勒，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出发，进一步论述了感性的地位与功能。
这两位浪漫主义运动领袖认为，感性是审美意识的本质特征，它不是低于理性的认识活动，相反倒是高于理性的意识活动。在他们看来，以科学和工业生产为代表的理性意识和理性化活动，是分裂性的意识与行为，人类社会的异化与分裂都是理性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后果，只有用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具体形象性的感性代替理性，才能把人类社会从异化的危难中挽救出来。(朱光潜，1979)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劫，欧洲出现了更多更加坚定地反对理性专断的思想家。现象学派的代表人物胡塞尔、海×××尔，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阿多尔诺，符号哲学代表人物卡西尔，新实用主义者罗蒂，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利奥塔等等，纷纷举起批判理性主义大旗，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新人文主义浪潮。这些思想家已经不是抽象地反对理性，而是明确地提出批判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科学理性、工具理性或工业理性，并且认为这些理性最典型的代表是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推崇的经济理性。他们不是单纯地分析理性的缺失，而是在深刻反省理性原则和理性行为的基础上，既重新认识感性的地位与作用，又修复理性与感性的并存关系。
马尔库塞是战后对理性和感性关系思考最深入的思想家，他一方面批判了工业社会片面崇尚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单向度，提出要以艺术理性代替科学理性的理性革命主张，另一方面又别开生面地举起感性革命的大旗，呼吁人们重新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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