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这样概括二者的关系: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理性选择是主导,感性选择是主流。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命题是在两种层面得出的。理性选择是主导,这是就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相互间的地位关系而言。理性选择的主要表现是政策制定、战略规划、体制改革、制度创新、行为监督等等,概言之是组织化和制度化行为,正是这些行为支配或决定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性质与方向,所以说理性选择处于主导地位,而感性选择处于从属地位;感性选择是主流,这是就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的实践表现程度而言。应当说,广大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主要是感性层面的选择,这个判断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广大群众的社会意识基本处于社会心理层面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虽然理性选择也可以直接表现为实践行为,但是,在中国理性选择一般要通过感性选择或转化为感性选择才能成为广泛的社会实践,典型的理性选择实践只能在十分有限的条件下才能成立,所以说感性选择是主流。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中感性选择的实践形式,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专门的实证研究,我们的上述讨论大概还只能被看作是一种逻辑推论。其实,从不同角度涉及到中国社会转型中感性选择的实证研究是很多的,例如边燕杰在天津、长春、广州等地开展的城市居民求职与社会网络研究,王铭铭等人关于仪式与象征在当代农村生活中作用的研究,笔者近年在东北地区开展的国企改革中的社会流动研究等等,本文对感性选择的许多观点与这些研究有密切关系。
边燕杰在天津等地的研究十分明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人求职过程中,不是具有不同信息源的异质性的“弱关系”产生了有利于求职的强效应,而是以亲情和熟悉为特征的同质性的“强关系”产生了强效应。(边燕杰,1997)我们从中得出的启发是:在求职这种被西方人看作典型的理性选择行为中,中国人并非像西方人那样按照理性原则开展理性选择,而是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论述的那样,仍然依据亲情关系和熟悉关系开展求职活动,这说明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感性行为方式仍然在现代的中国城市生活中被保留着,感性选择仍然是中国人的最基本的社会选择方式。
王铭铭在福建溪村的人类学研究说明,各种风俗、礼仪、习惯等感性层面的因素,至今仍然在受到现代化影响的乡村生活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是人们难以讲清其中道理的日常生活形式,而且也是人们在某些事情面前需要做出取舍决定的选择方式。至于理性分析、逻辑推论和效益预测等理性选择行为,对于那些已经受到现代化影响的村民来说仍然是比较陌生的。(王铭铭,1997)
在近年的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中社会流动的调查中,我们深切地感到:政府和企业经过反复论证的理性选择,例如调整就业结构、优化人员结构、促进社会流动、发展第三产业等等战略选择,都必须经过感性化的环节,或者说,都必须经过职工群众的感性意识活动,同他们周围的感性事物发生直接联系,才能真正转变成现实的社会行动,否则,只能是理论上的空泛论证。
根据前人对中国社会生活中感性行为特征的论述,结合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感性选择行为的考察,可以对转型中的中国人感性选择的本质特点作如下概括:
a.选择意识具像化。这里借用美学论述审美意识特征的一个概念——具像,意指意识活动的具体形象性。席勒等人曾指出:在审美意识活动中,人们不是把事物作为外在对象去思考,即不是用主观同客观分析开、对立起来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不是用概念来揭示事物的抽象本质,而是直接面对事物的整体存在,用感性的形象思维来把握事物的具体存在。(席勒,1985)
在感性选择行为中,人们不用抽象思维去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定性,而是在对具体事物具体问题的直接观察中,开展自己的选择意识活动。并且,即便有现成的理性选择方案,习惯于感性选择的人们不把它同可见的事物联系起来,也不会按照这个方案开展选择行为的。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