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感性选择思想宣传  ○

　　从现实要求看，感性选择在中国转型期的根据就更加充分。首先，中国是在社会分化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开始转型的，不仅社会成员的专业化分工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而且社会的阶层结构、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和制度结构的分化也不充分，特别是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都连为一体。在这种低度分工的局面中，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很难像亚当﹒斯密所说经济人那样单纯地去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典型的理性选择也难以发生。

　　人们不得不在从事某项社会活动时一定要把与之相关的因素都考虑在内，指向特定目标的理性选择也就不得不让位于感性选择。

　　其次，中国是在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条件下开始社会转型的，广大社会成员能否积极投入现代化的各项事业，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这些事业能否同他们的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否则论证得再好的理性选择，也无法赢得他们的支持与参加。特别是长期的理想主义和教条主义说教，使人们产生了对理论的厌倦情绪，人们不再听信那些远离现实的理性憧憬和逻辑推论，只有摆在自己面前的可以直接接触到的利益才能信以为真。这就决定了人们选择行为的感性具体性和感性直接性。

　　再次，中国人没有经历过西方基督教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两极分化，主体与客体、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区别和联系在广大社会成员心目中都不是很明确的，在社会生活中则表现为，人们缺乏规则意识，对于普遍性的原则、政策、法律总是怀有可以伸缩、有缝可钻、有情可替的心理，习惯于把一般性的社会规范放到自己的亲情关系、社会圈子中去折扣、去逃避。因此，非规范经济、非规则行为、制度逃避等现象普遍发生，按照传统经验和日常习俗办事仍然是现代中国人的普遍行为方式之一。

　　还有，中国由单位制度向市场制度转变的特殊性也为感性选择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活动空间。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极端组织化的社会。暂且不论这种组织化的性质，仅就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程度来看，应当说是空前绝后的。改革开放后，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单位的功能与地位都开始逐渐下降，而市场的地位与作用则迅速上升。在摆脱严格的单位制度刚刚获得一些选择能力的中国人面前，市场是一个可以自由竞争、自主选择的广阔的社会空间。并且，在改革开放之前，社会是一个无业人员、闲散人员没有明确制度和纪律限制的领域。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单位制度的限制走向了市场、进入了社会，这时一些人看到的不是新制度和新规则，而是感到这里是一片可以任意追逐个人利益的天地。

　　所以急功近利、无序竞争、无视制度与规则等感性行为普遍发生。

　　总之，感性选择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有深刻的根据，它将伴随着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以丰富的形式而走向未来，它不会因为理性选择行为地位与功能的提升而消失，只能在同理性选择的矛盾关系中存在下去。这种并存性与感性选择同理性选择的本质联系直接相关。

　　感性选择与理性选择的关系，同非理性选择与理性选择的关系不同，非理性选择只有否定、排斥理性选择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因为非理性一旦接受了理性就转变为理性而消失了自身。并且，非理性也无法接受理性，因为非理性是本能、是无意识，它没有能力和途径接受理性的原则，所以它同理性的关系只能如弗洛伊德所论，是压抑与排斥。

　　感性对理性的关系不是这样，感性与理性都是人们能够自我意识的层面，是人们可以自我觉察自我调整的清醒的意识活动。理性有能力作用感性，感性也可以接受理性，并且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从来就是相互兼容的关系，当人们用感性和理性称谓两种意识活动时，不过是在区分哪种因素占主导地位，二者是兼容并存、互为前提的。与此同理，感性选择与理性选择的关系也是如此，既没有纯粹的理性选择，也没有纯粹的感性选择，二者是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但是，我们又不能据此而否认二者的区别。如前所述，感性与理性、感性选择于理性选择的区别是明确的，并且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它们都有存在的根据，都是人们的意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必不可少的。

　　中国人的感性选择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永远存在，它将依据其传统与现实的根据发挥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这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感性选择是无变化的，因为感性选择也是鉴别、挑选，所以它也能在其选择过程中选择对象、重构自身，并且，它会不断地接受理性的影响而产生新变化。

　　五、感性选择与中国社会学的建构原则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感性选择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没有引起重视，不仅没有那位社会学家对感性选择做出了系统论述，而且这个概念也很少有人提到。这可能与社会学自孔德创立以来就一直把社会现代化作为自己研究和推进的任务，而且又把理性化看作现代化的核心有关。虽然韦伯论述了习惯、习俗和惯例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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