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思想宣传  ○

衡的含义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和分寸，并没有一种客观的尺度。它是个人心理的(所谓假设人心本善而具有的良心)东西，也就是中国老百姓喜欢讲的“人人心里都有杆秤”。表面上看这句话中包含着一种公道自在人心的意思，而实际上这杆公平秤是由情谊或亲密的程度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它成为“公秤”的可能性最小，成为“私秤”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作为公秤，我们或者要有一套共同的情感或者要有一套大家必须认同的法规。后者显然是太理性化了，中国人认为不可取，而前者的复杂性在于这个感情基础在哪里。假如“仁”的本质是等差之爱，社会关系是差序格局，生活单位是家族主义，这个基础就不可能找到。因此中国人所讲的人情，是一种私交状态下的感情，即所谓交情或私交。但中国社会在礼的潜移默化下也不会全然不顾天理，更不轻易伤天害理，因此无论什么情况发生，在情与理之间总是存在着回旋的余地。

　　那么公共的情感在中国社会是否完全不存在呢？也不是。我认为，它的存在基础就是由将心比心而来的同情心，同情心是推己及人的结果，即是将自己的“徇私情”合理化为“哪个”都免不了有求人的事之共同感情。所以中国人在为自己的私情辩护时往往会说：“谁不会遇到点难事”，“谁都有难处”，“谁都有落难的时候”，“谁都会有在人屋檐下的时候”等等，从而用将心比心的方法获得了一种普遍主义。可见，中国人的人情总是以特殊性始而以普遍性终，能够实现用自己的私情换来他人的同情。有趣的是，即使以上这种从特殊到一般的推论本身在知识社会学上也得接受符合情理的演绎方式，非严密而纯粹的逻辑可以推导出来的。

　　二、人情的交换含义及其类型

　　当人情中含有了理和义的成分后，人情中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结合出来的原则就是《礼记。曲礼》中所说的：“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但如何把握这个原则，就要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情况来定了。而且在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情况下也没有什么一定的原则。杨联说：“中国社会中还报的原则应用交互报偿于所有的关系上，这原则在性质上也可被认作是普遍主义，但是这个原则的行使却是倾向于分殊主义，因为在中国任何社会还报绝少只是单独的社交交易，通常都是在已经建立个别关系的两个个人或两个家庭之间，一本由来已久的社交收支簿上又加上一笔”(1976：364-365).这一笔是多少，我们姑且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人情的运作期待不是直接利益最大化，而是互惠的最优化，即里面有许多非(直接)利益因素的考虑。直接利益最大化是以“理性人”和“经济人”为假设的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不是以“性情中人”和“社会人”为假设的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注5)

　　比较理性人和性情人这两种假设的不同点，我们发现，经济人所要的最大利益是可以预期的，它从一个人的精力、技能和资本的投入中就可以预计获得多少回报；情理社会中的人情往来虽能预期应得到回报(这是理的含义)，否则这在伦理和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但一个人无论如何投入也不能预计会获得多少回报(这是情的含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情理社会的人虽不直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不表示他们的人情交换中没有利益，其过程的委婉和迂回可能使人情的施予者获得的利益比直接的预计结果更大，也比赤裸裸(没有人情味)的利益谈判好处更多，否则中国市场中出现的大量人情投资便没有必要。当然由于它不可预计，也不排除得到回报较小或一无所获的可能，这也是当今中国社会诚信传统缺失的结果之一。显然，这种方式中的利益大小是由回报者根据人情的具体情况来确定的，无法一概而论。中国社会中的人情交往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不确定性是因为人们在根本上认为“情义”是无价的(但也可以根据情况定价)，回报也不过是一种心意而已，而不能被理解成一般性的交易。

　　为什么说人情交换不是一般性的交换呢？提到社会交换，人们通常想到的是交换者之间在社会资源上的等价交换关系，其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所谓的投桃报李或一报还一报，并通过“礼物的流动”来实现(阎云翔，2000)。礼物抽象一点讲就是交换的货物，西方社会学家(e.b.foag.foa，1967)归纳出其他可以交换的资源还有地位、感情、服务、信息、金钱等共六种，受西方社会资源理论的影响，中国学者根据中国社会的特征将关系本身也当作一种资源，即关系资源(陈俊杰，1998)，相当于我们比西方人多了一种交换的资源。而下面的故事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9世纪前期的一个宰相崔群以清廉著称，以前他也曾担任考官，不久以后，他的妻子劝他置些房产以留给子孙，他笑着说道：“我在国中已有了三十个极好的田庄，肥沃的田地，你还要担忧房产做甚么？”他的妻子很奇怪，说她从未听说过。崔群说：“你记得前年我任考官时取了三十个考生，他们不是最好的财产吗？”他妻子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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