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思想宣传 ○
现在我们将权力的问题带进来讨论。假如a是权威者，当他作为权威源头介入到a、b和c三人构成的网络后，这个权威如果是a和b之间的人情交换资源，那只是一个借权威来徇私情的问题，这点在中国西方都有，只是中国社会更严重罢了。但如果a的权威也能被c借到，那么b就成了传递权威的中间人，而这个传递的成功是通过面子实现的。同理推出，c因同d有私交，c也可以成为中间人，将权威借给d，那么网络之间的日常权威不但形成且流通起来了。当然，离权力源头越远，日常权威的威力也就越弱。有一点需要表明，在许多情况下，权威的流通也不需要那么多中间人的人情串联。如果脸面概念本身就包含个人不但为自己而且是为家族和乡里等相关者争取的话，那么除了脸面获得者是a以外，其他的相关者就都成了b.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这种辐射出去的相关者最终会有一个边界或一个定义。边界或定义之外的人如果想用a的权威，只能向这些“鸡犬”求情借一借。
五、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人情面子如此受到中国人的重视，是因为它的运作方式同情理社会相契合，这种社会中的人在行事的时候总是力图在情理上找到一条平衡的中间路线，并通过同情心的方法获得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的过渡。可以设想，在一个偏重以法规、制度和理性构建起来的社会里，人情面子即使想发挥作用也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因此当人情和面子作为一对概念进入西方人的视野时，他们(不包含人类学家)所能理解及衍生出来的理论不过是个人印象整饰的策略(欧文。戈夫曼，1989)或人际沟通的一种话语策略(罗纳德。斯考伦、苏珊。王。斯考伦，2001)(通俗地讲似乎是一种礼貌用语的策略)，因为他们实在意识不到它具有的巨大无比的社会作用。回到中国自身，虽然有的中国学者看到了这一点，但由于受到了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资源等理论的影响，他们倾向于把关系作为一种交换资源，结果没有发现中国人的交换行为由于受到情和理的共同作用而不可预计和计量，进而使得交换关系的延长或潜在的回报价值更大，进而很容易实现对制度和权力的再建构，使得参与交换的人得到原本无法具备的支配力量和威力。另外需要澄清的是，在中国社会，人情和面子同权力的勾连是有差异的。人情是在报和欠的过程中获得的权力，是交换的结果(比如送礼)，具有封闭性的特点，而面子是在关系的关联中获得的权力，可以是无交换发生的结果(比如沾亲带故).但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之处是无论它们如何运作，其效果都是为了建立与他人的特殊关系(有私交和交情)，并将社会生活的意义寄托于此。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笼统地认为，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通过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和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
注释：
*本研究受到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立项资助，课题为“中国人的社会互动及其结构：理论建构与经验研究”，借此鸣谢。
(1)我的论文题目看起来近似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但实际上关注的不是一个问题，而且由于他没有界定人情和面子，因此做出来的模型的伸缩和包容性都很大。有关批判见翟学伟：《本土心理学研究中的本土资源———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的转化》(第五届华人心理与行为科际学术研讨会，台北，2000).
(2)这种划分同西方心理学的划分没有什么不同，比如行为主义创始人华生就认为，人一生下来，有天生的三种情绪：恐惧、愤怒和爱(见j.p.查普林、t.s.克拉威克，1984：131).
(3)余英时从中国人的价值层面上也认为：“礼”虽然有重秩序的一面，但其基础却在个人，而且特别考虑到个人的特殊情况(余英时，1987).
(4)据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研究，人情、情理、天理人情等概念是在清朝之后开始流行的(沟口雄三，1995：35).
(5)这里的社会人的说法源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梅奥在美国芝加哥郊外一家电器公司分厂霍桑工厂中所做的霍桑实验中的一种人性假说。
(6)中国人的谚语中有“一饭之恩，千金以报”的说法。这个说法也不表示千金是一个有价格的表达，而是说一顿饭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详见文崇一，19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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