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思想宣传 ○
在这个故事中，崔群当时要求陆贽的儿子不要考，是怕人说他徇私情。可见，崔群的确可以被认为是个清官，但当他对妻子说他有三十个极好的田庄时，我们终于发现，清官虽然表面上可以两袖清风，但只要有了关系资源，就等于有了一切。这个故事似乎在告诉我们，关系在中国是一种资源，但实际上，若将人情只当作中国人在交往中的资源互惠，是有失偏颇的。
在中国人所讲的人情中，固然有利益交换这个方面的含义，但报恩却是另一个更为重要而根本的方面，或者说，由后者的实现才能达成前者的实现。上面这个故事的真正含义不在于崔群因为同考生有师生关系，可以让学生的资源流动到他那里，而是在于这三十个考生的资源在中国人看来是崔群给他们的。在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中，如果没有崔群这个“伯乐”，就没有他们这些“马”。因此从中国人的交往原则上看，这些学生便会想到自己能有今天，幸亏有了崔群，既然如此，还有什么不能报答崔群的？这才是崔群可以不置田产的最终原因。我想即使崔群过分一点，告诉妻子他可以得到再多几倍的田产，他的学生即使心存不满，也仍无法拒绝。这就是报恩的力量。而从妻子对崔群的责备，也可以看到崔群为自己要做清官而不近人情的做法所感到的惭愧。回到我们上面的假设中去，如果我们对人情交换的讨论只围绕着资源来进行，就等于假定了中国人的人情资源是可以计算的，也就等于将无价的恩惠或报恩转化成了有价的资源交换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恩惠的本质含义在于为他人做事并使他人因此而长久地感激并设法回报。这其中的价值之所以不能确定，是因为中国人不希望就事论事，而希望受惠者能理解这一件事的意味和用心。价值计算是理智性的，而恩惠报答是情感性的，也就是非理性的。情理社会在人情往来上的非对等性在于期望彼此因为情的产生而使交换关系不是一次(或若干次)性地完结，或结束一次重新开始一次，而是发生了一次就能连续性地循环下去。从理性上讲，资源交易总是倾向于最终能够在价值上得到衡量，甚而至于诉诸法律来解决，包括精神赔偿费、人生保险费等都可以换算成价格。但人情来往上的互惠失败，诸如知恩不报或恩将仇报，却是没有什么费用可以解决的。比如一个女人失去了贞操，或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背信弃义，在传统中国人看来这些行为同价格实在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中国人认为生活中有些东西是不能以价格来计算的，只能诉诸道德或生命来解决，以便让这个无情无义的人在舆论和道德谴责中一辈子感到良心不安，丢一辈子的脸。传统中国人喜欢道德，不喜欢法律，主要是因为法律裁决具有感情无涉的特征，而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将感情强烈地介入进去。电影《秋菊打官司》就想表明中国乡民面对传统的情与现代的法而产生的困境。
通常情况下，中国人的人情交换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某人在遇到危难的紧急关头得到了他人的帮助，这在人情交往中属于“恩情”的范畴，对此困难提供帮助的人叫做“恩人”。另一种是比较有目的的人情投资，通常叫“送人情”，“送人情”导致接受的对方有亏欠或愧疚感(也就是中国老百姓常讲的“不好意思”)，双方构成一种“人情债”关系，结果在对方提出要求的时候不得不按对方的要求回报。第三种是一般性的礼尚往来，也就是有来有往的互相走动、请客或过节时的送礼行为，以加强彼此的感情联络，最终会在“给面子”中实现交换。
恩情也好，人情债也好，礼尚往来也好，它们总是同“欠”相联系。如果这个欠是能计算清楚的话，那就回到了理上来了，而且很容易马上了清其中的利害关系。但是中国人关系上的这个“欠”字不在理上，而在情上，比如甲救过乙的命，或在乙饿得不行的时候给过他一碗汤，我们不能问乙回报多少价值的礼物给甲才算够，更不能说一碗汤值几个钱，(注6)这样的问法都是不通人情的。因此甲和乙惟有构成恩情的关系，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自此以后惟有乙在甲需要帮助的任何情况下都会义不容辞，而不是一次性地给予回报，才算是真正地报答了甲的大恩大德。同样，即使有目的的人情投资，或一般性的送礼，也并不出于对等原则，要求对方等值地回个礼，因为这个意思就是不想欠对方人情。费孝通对此有过很好的见解：
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倚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地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回帐，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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