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当然这也给张婕施展才华和大显身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我感谢张婕在遥远的美国替我创造了这一意外的奇迹。我为她而骄傲。
那期间,每年都会在北京组织召开863年会。来自全国的与863课题有关的几百个实验室在年会上报告他们的论文,并把论文整理成论文集。有一次,年会期间,北医大的汤健教授告诉我说:“王启松,你好厉害,我统计了一下,你的论文数目超过论文集总数的八分之一。”晚上,我回到宾馆,我翻开论文集数了一下,我的论文数真的超过论文集总数的八分之一。
这的确又是一个大的奇迹。因为那时在全国与 863生物技术相关的实验室有好几百个,在复旦的实验室就不止8个。
那段日子,差不多每天晚上,我都在实验室里,工作到很晚。暑寒假,我也很少休息。学生们也非常勤奋。每天晚上11-12点钟,整个复旦大学校园里,一片寂静,只有我的实验室仍旧灯火通明,大家都在挑灯夜战。我的实验室还是最活跃的实验室,在闵永洁的组织下,我们经常聚会,聚餐,外出旅游。闵永洁特别关爱学生们,她总是担心学生们营养不够,于是经常在家烧好红烧肉、排骨或粉蒸肉等,然后用脸盆装好,带到实验室,给他们享用。她还把应属于我们的奖金发给学生们。那时,我们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其乐融融。
作为 863专家组专家还得经常到北京开会,参与中国生物高技术发展大纲的制定。我还得腾出时间到全国一些大学和研究所检查863课题的执行情况。每次通知我要去某个大学和研究所,因为实在太忙,我常常不得不请假。但是每次通知我去生化所检查工作时,我从不拒绝。在检查工作的欢迎会上,我总会昂首等待着生化所所长要说的那一句客套话“欢迎王启松专家到我们所检查工作……”而当所长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情不自禁地想:如果我不离开生化所,我今天该是什么样的?有好几次,其他与我随行的专家还对生化所的领导说:“你们生化所犯了一个大的错误,就是把王启松放走了。”虽然我离开了生化所,但没有恨意。我仍旧感激生化所对我的培养。在那里,我从我的导师和同事处学到了科研的本领,我利用生化所的实验室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至于生化所论资排辈的毛病,那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今天,已有很大的改善。
在生化所以及其它所有的单位里,一定会有许多像我这样在资历和辈分处于劣势但却怀才不遇的人。遗憾的是,大多数人都委屈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只有我选择了叛逆。为了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关键时刻,我们不应犹豫。该出手时就出手,该出走时就出走。
5.在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的日子
87年我的实验室迎来了一批尊贵的客人,他们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官员,两个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的主任和他们的顾问。那时两个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刚刚成立。他们计划访问和参观中国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并挑选若干个有能力的高级别的中国科学家去那里主持实验室。当我把我们的科研成果介绍之后,吴瑞教授,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的顾问、一位世界知名的华裔美籍教授对我说:“你的工作很出色,你应申请到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去工作。你可以在那里拥有一个大的实验室,仪器设备精良。我们有两个中心,一个在意大利,一个在印度,你可以挑选一个。”他还告诉我我的工资待遇是参照联合国专家的标准发放。科研经费由联合国资助,非常充沛。
拥有一个大的实验室,仪器设备精良,科研经费充沛,还有高的头衔和高薪,多么诱人。我决定申请。为了挑选哪一个中心更适合我,我很快就被邀请去参观这两个中心。当我来到意大利的中心,我发现在意大利很少有人讲英语,宾馆里的电视也只有很少的英文频道。当我参观印度新德里的中心时,我发现他们每一个人的英语都要比我好。英语又是印度的官方语言,因此最终我选择了印度的中心。我希望我在进行研究工作的同时,英语也有所提高。我告诉印度中心主任,我在中国有六个重大课题,我不可能放弃那里的工作,我能否在这里兼职,一半的时间在中心工作,一半的时间在中国工作。开始这位主任有些为难。他说:“所有在两个中心工作的教授都是全职的,没有一个是兼职的。”过了一两天,他告诉我:“我可以作为一个例外。”他还补充说:“在两国中心,你是唯一一个兼职的。”于是我开始在新德里和上海之间忙碌地跑来跑去。
联合国和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派了强大的代表团专程来中国物色高水平的中国科学家去两个中心主持和开展研究工作。他们满怀希望而来,却失望而归。后来新德里的主任告诉我,他们原来指望挑选至少4-5名高水平的中国科学家。但他们只挑到了我,我是唯一被被他们选中的。
那时我不仅是最受欢迎的人,而且也是最令人羡慕的人。我的头上顶有各式各样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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