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启松励志演讲稿：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  ○

环。我既是中国863专家，又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专家和顾问，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研究中心的顾问和高级研究员。我的手中，有比其它实验室多得多的科研经费。除了六项863课题之外，我还有来自联合国的充沛科研经费。我口袋里的钱包鼓得满满的，除了联合国的美元高薪外，当时复旦大学允许将科研经费 10%左右奖励给个人。我的实验室还为全国科研单位和大学提供DNA合成服务，一年创收几百万人民币。我还是几个研究所的顾问，我的顾问费也远远超过我的工资。那时，我有名又有利，令人羡慕不已。
　　
　　有谁会想到，就在2-3年之前，我的实验室还小得可怜，只有3个人，帐上一分钱也没有，我的实验室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变成全国同行中最有名和研究成果最多的实验室。这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奇迹。我所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的奇迹雄辩地证明了“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的哲理。
　　
　　6.一批才华横溢的学生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令我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从 1986到1989年的不到 4年的时间里，从我的实验室里涌现了一批优秀学生。他们才华横溢，后来都成为了他们各自单位的栋梁之材。例如，张婕、扬迪、沈文彦三人均系世界十大制药公司的研发部门的主管。谢毅（博导）、唐宏（博导）、周燕、彭小忠和郭曙光分别是复旦大学、中科院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医科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和河南大学的年轻教授。徐飞是美国食物及药品管理局的高级研究员，张晓东是一武汉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孙筱清曾是一上市公司的总经理。他们已成大器。我十分感激他们，是他们帮助我成就了科学研究上的一个又一个的亮丽业绩，是他们和我们度过了我人生中最光辉的一段时光。他们是否属于以勤奋为信仰者，我不得而知，但他们至少都属于非常勤奋的人。
　　
　　7.不得已放弃复旦的实验室
　　
　　到了 89年，正当我的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复旦大学遗传所立下了一个不通人情的土政策，规定我和我闵永洁不能同时去新德里，两人要分开跑。那不意味着从此我们必须要被分隔成牛郎织女，长期分居了吗？ 为了摆脱这种不合理的约束，当闵永洁到新德里后，我们决定放弃复旦的实验室，放弃一个在全国同行中最有名和研究成果最多的实验室，放弃863专家组专家的头衔。这的确是很痛苦的，但是我们又不愿意成为棒打的鸳鸯。在这关键时刻，我只好再一次选择了放弃。虽然我离开了复旦大学遗传所，但我还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没有谈家祯教授提名我为863专家组专家，我的事业不可能那么顺利，没有复旦大学遗传所为我提供的精良仪器和复旦大学那些优秀的学生，我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科研成果。
　　
　　在处理个人事业和爱的关系上，我把爱看得比个人事业更重。闵永洁也是这样。几十年中，我走南闯北，她都跟随我，毫无怨言。无论是我们年轻谈恋爱时，还是我们中、老年时，我俩都是最恩爱而又最令周围人士羡慕的一对。我一生中有三个大恩人，我的父亲、谈家桢教授和闵永洁。虽然他们都已作古，但我永远感激和怀恋他们。
　　
　　8.与院士无缘
　　
　　虽然我移民加拿大，但我一直没有加入加拿大国籍。作为中国公民，我是有资格申请院士的。特别是当我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教授当上院士，而这些人曾是我作为863专家组专家时的课题申请人的时候，我怎么也按捺不住想成为院士的冲动。但是令我失望的是，申请院士的大门对我似乎是关闭的。因为我作为一私人公司的人，我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可接受我申请的部门。不像大学、研究所、医院和其它任何国营单位，它们都有对口的部门帮助申请人递交他们的申请。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件憾事。
　　
　　9.放弃联合国的高薪和高位
　　
　　我俩在新德里的日子虽然没有多伦多那么美好。但那里研究条件好，我的头衔高，我和闵永洁的工资不仅优厚，而且我的福利待遇特别好，联合国不仅追加我工资的14%作为我的养老金，而且我两个女儿在加拿大读大学的学费、书费和伙食费都可全额报销。我拿的是联合国护照，身为联合国的专家，每次我去办签证时，总是受到较高规格的接待。我进海关时走的是绿色外交礼遇通道，我的行李是免检的，还享有外交特权。我打算长期在这个中心工作下去，直到退休。但是人生的道路上总会有很多变故，到了 92年，我又要打算辞去这份肥差了。起因是我的两个女儿93年要大学毕业了，她们希望留在加拿大发展。对于在加拿大受过加拿大高等教育的外国学生，如果他们想移民加拿大，那是很容易的事。但是由于六四事件的原因，当时加拿大政府规定，优先接纳与六四有关人士的移民申请，而与六四无关

的中国公民移民加拿大的申请临时性地被冻结。移民律师告诉我，如果以投资者的身份，我们全家可移民加拿大。这意味着我必须辞去在联合国的工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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