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联合国的高薪和高位,放弃我喜爱和赖以生存的研究工作,无疑是一次最痛苦的决定。一旦我辞去我在联合国的工作,我们的收入将降至零。但是我,一个好父亲,在我女儿需要我的时刻,我毫不犹豫地站在她们一边。这已是 92年。我们计划93年底辞去联合国的工作,全家移民加拿大。
一个非常现实和急切的问题已摆在我的面前,那就是,到了加拿大我干什么?我拿什么养家糊口?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作为一个普通科研人员再回到某一个教授实验室去工作,但很快就否决了,因为我曾是一个指挥者,如果我再到某个教授手下工作,变成一个被指挥者,其反差太大,对我来说,它似乎是一种羞辱。这条路肯定是不能走的。我也曾想过开饭店或搞印刷,但考虑后,发现这两个生意不好做,竞争太激烈。想来想去,似乎没有太多的选择,只剩下华山一条路,自己创业。很快,就在加拿大注册登记了自己的 Biobasic Inc.公司。
我的从商经历
1.下海后的第一桶金
92年暑期,我利用三个星期的休假,来到了多伦多。我开始尝试我是否有能力让我的公司在加拿大生存下去。我选择销售丙烯酰胺作为我的第一笔生意,这是我的唯一产品。为什么选择丙烯酰胺?因为这是一个大宗产品。该产品主要用于 DNA测序,几乎每一个生物实验室都要用这个产品。另一个原因是这个产品很贵,丙烯酰胺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零售价为200美元或者200加元/公斤。而中国的工业原料价格只要2美元/公斤。我委托浙江临海一家化工厂为我重结晶三次。他们卖给我7美元/公斤。我在加拿大卖90美元/公斤。那时在加拿大要雇一个销售员,至少要支付 10万加元的年薪。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雇销售员。于是我决定亲自上门推销,到加拿大最高学府多伦多大学和加拿大科学院的实验室去推销,到一个白领的人群中去推销,到一个白人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去推销。我从未干过推销,与加拿大那些英俊、美貌的年轻的男女销售员相比,我没有任何优势。相反,我还有五大劣势,这五大劣势是:( 1)老头子;( 2)中国人;( 3)洋泾浜的英语;(4)公司只有一个产品,还不如一个皮包公司的产品多;(5)长得也不好看。我每天大约访问20-30家实验室,三个星期下来,约400个实验室已收到了我的广告了。由于这是一个大宗产品,价廉物美的产品可以帮助实验室节省不少开支经费。我的丙烯酰胺销售得不错,高峰时每天能卖几十公斤。三个星期的休假要结束了。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加拿大,离开了我寄托厚望400家实验室,又回到了新德里的研究中心。我将这生意委托给一家服务公司。每卖一公斤丙烯酰胺,我给他们9美元的佣金。
为了购买丙烯酰胺,我投了3000加元,相当于今天的2万元人民币。之后,我再也没有从我私人帐号中投入新的资金。这3000加元的投资就像是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塔,一直照亮着我的漫长的创业之路。这是我下海掘到的第一桶金。是我的大无畏的勇气帮助我成功地掘到的这桶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第一桶金的掘取让我在以后的从商道路上更有自信。
2.第二桶金
我庆幸我的第一桶金来得还比较轻松。受第一桶金的鼓舞,我开始筹划我的第二笔生意。我在新德里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课题是重组人胰岛素的基因工程。当时印度一家大制药公司有兴趣合作,于是我认识了该制药公司的总经理。在以后交往过程中,我了解到,他们公司代理销售日本公司的尿激酶和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而世界上所有的尿激酶和 HCG的原料和精品都是从中国进口的。一天,我问这位总经理:“如果有一家加拿大公司提供给你们尿激酶和 HCG,品质一样,但价格要便宜要很多,你们会接受吗?”他说:“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价廉物美的东西。”听到这话,我心中开始盘算是否有可能让我在加拿大的公司卖尿激酶和 HCG给他们。我打算从上海生化制药厂进货。我立即飞往上海,和上海生化制药厂谈尿激酶和 HCG贴牌生意,首先要求他们提供足够的样品。样品很快给了印度制药公司。约3-4个月后,我的尿激酶和HCG的产品开始进入印度市场。这时,我还没有辞去我在新德里研究中心的工作,我只好雇了一名兼职的朋友为我打理这一生意。那段时间,周末,当我和闵永洁在新德里街上逛街时,只要经过医药商店时,我们常常问他们有没有尿激酶和 HCG?还请求他们让我们看看这些药。药店的店员十分热情地从冰箱里取出他们销售的尿激酶和 HCG。我高兴地看到,差不多所有药店的尿激酶和 HCG都是我的。我兴奋不已。据说由于我的尿激酶和 HCG价格便宜,在新德里、孟买几个大城市,只销售我的产品。这已是93年底了。离我辞去新德里中心的工作已不很远了。这是我获得了我的第二桶金。和上一桶金一样,它来得仍旧很轻松和顺利,没有太多的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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