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启松励志演讲稿：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  ○

名读者。除了我这个常客之外，其余几个人多半是没有政治问题的老教授，很难看到年轻人的面孔。
　　
　　在那火热的文化大革命和残酷的阶级斗争年代里，在生化所，也许在整个科学院里，我是唯一一个不顾严酷政治压力而坚持长期自学的人。写书的日子异常艰辛。那时我和闵永洁的工资加在一起只有 116元，我还要寄 25元给我父亲和弟妹们，而我的家务担子也是非常重的。闵永洁在上海远郊工作，从家到单位乘车来回要花4个小时左右，家务的重担自然地都落到我的肩上。每天六点钟，我和闵永洁就得起床。我先到菜场去排队买菜和早点。那时候，随便买什么菜都要排队。回来后再为两个女儿穿衣，洗脸，刷牙，喂好早点，再把她俩一一地送到托儿所和幼儿园。下班后我先得把两个女儿从托儿所、幼儿园接回家，回家后要烧饭。七点钟，闵永洁才回来。吃完晚饭后还要给两个女儿洗脸、洗脚和洗衣服。我边搓洗衣服，边听录音学习英语。这时可能已经9点钟了。当她们三人入睡后，我还得看书至晚上 11点或 11点半。由于长期的熬夜学习和家庭负担过重，于1972年，我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和胃出血，而且比较严重。当时，小女儿王瑾刚刚出生不久。为了治好溃疡，72年4月，我带着大女儿王珞珈回到黄石修养，在黄石医院住了半个多月。5月底，我回到上海上班。5月底，人们都穿衬衣的时候，我还穿着厚厚的棉袄，面色蜡黄。那些年里，尽管家境贫寒，家务和工作繁重，但我们一家四口和睦相爱，苦中有乐，我对未来充满憧憬。
　　
　　大约4年之后，1972年，我的专著《核酸的化学》初稿终于完成了。但送到什么地方去出版？上海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上海市所有的出版界仍在歇业。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说在上海召开全国重点高校生物系核酸教材的会议，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负责教核酸的老师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参加会议的武汉大学的老师。我天真地认为，这位校友可能会帮我。于是我毫无防备地请他到武汉大学出版社问他们是否有兴趣出版我的《核酸的化学》。为了证明我不是放空炮，我把我的初稿也交给他看。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位校友不仅没有帮我，反而还出卖了我。他把我要出书的事告诉了参加会议的老师们。他们背后如何议论我，我不得而知。但很快我获悉，有一位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生物系的老师作为他们的代表，要到生化所去揭发我。在这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王启松居然写书，坚持走白专道路。幸好他的举动被我的同事冯亚雄阻止了。这位老师是冯亚雄大学的同班同学。当时冯亚雄对他说：“你又不认识王启松，你又不是生化所的人，王启松写书与你有什么关系？与你们单位有什么关系？”也许是这位老师看在他大学同班同学的情面上，放弃去生化所揭发我的念头。我十分感谢冯亚雄在我危急的时候帮助我，让我逃过一劫。
　　
　　我写书的经历是对我意志力最严厉的考验，大多数人可以坐在图书馆里看4天的书，不成问题。但能坚持看4个月的书，恐怕为数不多。能坚持4年的，也许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才有那种毅力和耐心。
　　
　　遗憾的是，我的《核酸的化学》一书始终未能出版。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出版社的业务都停顿了。等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虽然出版社可以接受，但是由于我的《核酸的化学》一书是一本专著，其中引用的文献都是在1972年以前的。如果 1978年或 1979年出版的书，而引用的文献都是在七年以前的，看上去就显得难看。
　　
　　《核酸的化学》一书虽然没有出版，但我一点也不后悔。那些年里，我整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在我心目中，图书馆就好像是一座可以帮我炼就过人本领的八卦炉。在“八卦炉”里，我积累了丰厚的知识，这知识就是本领。而这些积累让我在以后的25年的科研生涯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终生受益。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生化所所有的科研都停顿了。但也有例外，中国科学院曾组织由生化所牵头，由中科院细胞所、有机所和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作为协作单位的一项重大课题——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总共有100多名科研人员参与这一重大课题，队伍之大，可谓浩浩荡荡。这个课题的科研成果也是一个世界级的重大成果，在它完成后曾获国家科技一等奖。这也是生化所继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之后的又一时世界级的重大成果。杨振宁曾呼吁过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可以申请诺贝尔奖。如果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可得诺贝尔奖，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也可获得诺贝尔奖。有人说，生化所的这两大成果可与中国的原子弹，氢弹

和人造卫星相提并论。可惜，当时中国正忙于治理内乱，没心思，也没精力组织诺贝尔奖的申请，错失良机。负责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是王德宝教授。在这课题完成后，王德宝曾被美国时代杂志列为当年风云人物。当时，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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