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启松励志演讲稿：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 ○
转移核糖核酸共有三个大组，我被任命为新方法组的组长。我之所以被选为新方法组的组长与我写过“核酸的化学”这本书有关。通过写书，我对核酸有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加上我还喜欢动脑筋，能提出不少独特的见解。最早的化学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技术路线是由几位教授和专家制定的。经过细致的研究，我发现，当时的技术路线存在严重问题，于是大胆地提出了我的看法和建议。好在，当时的领导小组很开明，他们不仅耐心地听取我的观点，还安排我在全体大会上让我陈述我的见解。我的研究生涯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在短短的几年中，我发表了大约 10篇与新方法有关的论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我发表的论文都是其他同事难以达到的。
我的研究生涯刚刚才开始，就大获全胜，并表现出过人的创造力。我第一次品尝到知识积累所给我的带来甜头。
我写书还为我带来了一笔意外之财。由于写书，我对生物化学有了较全面的了解。为了不让时间白白流逝，我开始利用这段时间尝试写一些与生命科学相关的科普文章。有一个杂志还与我长期约稿。我每写一篇科普文章可收到约 50元左右的稿费，这 50元的稿费对我们全家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接近我一个月的工资。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读者的信函，有赞扬的，有提问的，我乐在其中。
文化大革命历时12年。时光流逝，岁月不饶人，我也从一个年轻小伙子步入到中年。如果把那漫长的12年的文化大革命比作是一场龟兔赛跑，把中国科学院的上百所研究所的数以万计的的科研人员比作憨睡的兔子的话，那我就是一只因为吃了兴奋剂而不停地奔跑着的特殊兔子。12年后，当数以万计的憨睡的兔子苏醒过来后，他们既后悔，又抱怨，他们怨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不仅夺走了他们的青春年华，而且还荒废了他们的业务。但是我却没有太多的抱怨，我既没有浪费时间，也没有荒废业务。12年的修练，不仅让我积累了丰厚的业务功底，而且我也练就了独立工作的能力。这些功底和能力为我以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的执著的经历雄辩地印证了我的“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的论述。
虽然我在做学生时和工作时，我花费了我的大部分时间在学习和工作上，但对于国家大事，我并不冷漠。在生化所，我也承担一些分配给我的政治任务。我曾负责王应睐所长和王德宝两位重量级人物的专案。那时，王应睐被打成是反动学术权威，王德宝被怀疑为美国特务。他们曾被关押起来，住在所谓的牛棚里，不能回家。那时，常有外调人员向他俩了解情况。每到这个时候，我总会对他们说：这位是从某单位来的，他希望从你这里了解有关某某的情况。请你如实告诉他。我记得，我每次都会用“请”字。但用了“请”字之后，我在忧虑，他们是“牛鬼蛇神”，我不应该对他们用“请”字。会不会有人说我不分敌友。但出于多年的习惯，我每次都用“请”字。在全所开批斗大会，有时他俩也被揪到台上接受批斗。那时，无论是什么人，只要是“牛鬼蛇神”，当他们被揪到台上时，总会有一个或两个造反派用他的手将牛鬼蛇神的头往下按，另一支手将牛鬼蛇神的一支手或双手反扭，推向台上。当时称之为“喷气式”。这个动作是全国一致的标准动作。对于这样一个不需要学习的简单动作，每当轮到我的时候，我心里就会颤抖。我实在是没办法去完成这一动作。每一次，我都会找各种各样的托词，离开现场。对于一个老人，我怎么也下不了手。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没有采用那喷气式的方式对待过任何人。我还记得，有两次，当我无法逃避用喷气式去“押解”王应睐或王德宝时，我们核酸研究室的同事吴保生和魏铸跑到我的面前说：“我看你不行，让我来。”我如释重负，内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的确王应睐和王德宝是最幸运的。文化大革命后期，在他俩平反昭雪后他俩异口同声地对我说：我感谢你。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体和精神均未受到虐待。实际上，你是保护了我。为此，他俩还特地带上他们各自的夫人和礼品分别到我家里向我道谢。我没虐待他们是真，因为，我不忍心去欺侮老人和弱者。但是我是不可能去保护他们的，我也没那个能耐和胆量去保护他们。我之所以被安排负责王应睐和王德宝专案组并不是因为我在政治上被重用。那是因为我是文化大革命前后进生化所的，在人际关系上，我是一张白纸。与所有所内所外的人相比，的确王应睐和王德宝是最幸运的。比如，在科学院植物生理所，有的造反派把活老鼠放在被批斗对象的裤子里，并把裤脚扎紧。当被批斗对象惊恐万状时，他们却哈哈大笑。在冬天，有的造反派别出心裁地把大量的水浇在空旷的空地上，让它结冰。第二天，把“牛鬼蛇神”放在结冰的地上，推来推去，以此为乐。在生化所，虽然没有这类丧心病狂的恶作剧，但也有惨案发生。在生化所，就有五名才华的科学家经受不了身体和精神的虐待和摧残而自杀。其中最惨的是王忠炎夫妇，他俩双双自杀身亡。起因是他在日记中写
我的研究生涯刚刚才开始，就大获全胜，并表现出过人的创造力。我第一次品尝到知识积累所给我的带来甜头。
我写书还为我带来了一笔意外之财。由于写书，我对生物化学有了较全面的了解。为了不让时间白白流逝，我开始利用这段时间尝试写一些与生命科学相关的科普文章。有一个杂志还与我长期约稿。我每写一篇科普文章可收到约 50元左右的稿费，这 50元的稿费对我们全家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接近我一个月的工资。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读者的信函，有赞扬的，有提问的，我乐在其中。
文化大革命历时12年。时光流逝，岁月不饶人，我也从一个年轻小伙子步入到中年。如果把那漫长的12年的文化大革命比作是一场龟兔赛跑，把中国科学院的上百所研究所的数以万计的的科研人员比作憨睡的兔子的话，那我就是一只因为吃了兴奋剂而不停地奔跑着的特殊兔子。12年后，当数以万计的憨睡的兔子苏醒过来后，他们既后悔，又抱怨，他们怨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不仅夺走了他们的青春年华，而且还荒废了他们的业务。但是我却没有太多的抱怨，我既没有浪费时间，也没有荒废业务。12年的修练，不仅让我积累了丰厚的业务功底，而且我也练就了独立工作的能力。这些功底和能力为我以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的执著的经历雄辩地印证了我的“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的论述。
虽然我在做学生时和工作时，我花费了我的大部分时间在学习和工作上，但对于国家大事，我并不冷漠。在生化所，我也承担一些分配给我的政治任务。我曾负责王应睐所长和王德宝两位重量级人物的专案。那时，王应睐被打成是反动学术权威，王德宝被怀疑为美国特务。他们曾被关押起来，住在所谓的牛棚里，不能回家。那时，常有外调人员向他俩了解情况。每到这个时候，我总会对他们说：这位是从某单位来的，他希望从你这里了解有关某某的情况。请你如实告诉他。我记得，我每次都会用“请”字。但用了“请”字之后，我在忧虑，他们是“牛鬼蛇神”，我不应该对他们用“请”字。会不会有人说我不分敌友。但出于多年的习惯，我每次都用“请”字。在全所开批斗大会，有时他俩也被揪到台上接受批斗。那时，无论是什么人，只要是“牛鬼蛇神”，当他们被揪到台上时，总会有一个或两个造反派用他的手将牛鬼蛇神的头往下按，另一支手将牛鬼蛇神的一支手或双手反扭，推向台上。当时称之为“喷气式”。这个动作是全国一致的标准动作。对于这样一个不需要学习的简单动作，每当轮到我的时候，我心里就会颤抖。我实在是没办法去完成这一动作。每一次，我都会找各种各样的托词，离开现场。对于一个老人，我怎么也下不了手。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没有采用那喷气式的方式对待过任何人。我还记得，有两次，当我无法逃避用喷气式去“押解”王应睐或王德宝时，我们核酸研究室的同事吴保生和魏铸跑到我的面前说：“我看你不行，让我来。”我如释重负，内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的确王应睐和王德宝是最幸运的。文化大革命后期，在他俩平反昭雪后他俩异口同声地对我说：我感谢你。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体和精神均未受到虐待。实际上，你是保护了我。为此，他俩还特地带上他们各自的夫人和礼品分别到我家里向我道谢。我没虐待他们是真，因为，我不忍心去欺侮老人和弱者。但是我是不可能去保护他们的，我也没那个能耐和胆量去保护他们。我之所以被安排负责王应睐和王德宝专案组并不是因为我在政治上被重用。那是因为我是文化大革命前后进生化所的，在人际关系上，我是一张白纸。与所有所内所外的人相比，的确王应睐和王德宝是最幸运的。比如，在科学院植物生理所，有的造反派把活老鼠放在被批斗对象的裤子里，并把裤脚扎紧。当被批斗对象惊恐万状时，他们却哈哈大笑。在冬天，有的造反派别出心裁地把大量的水浇在空旷的空地上，让它结冰。第二天，把“牛鬼蛇神”放在结冰的地上，推来推去，以此为乐。在生化所，虽然没有这类丧心病狂的恶作剧，但也有惨案发生。在生化所，就有五名才华的科学家经受不了身体和精神的虐待和摧残而自杀。其中最惨的是王忠炎夫妇，他俩双双自杀身亡。起因是他在日记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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