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启松励志演讲稿：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  ○

了一个君子之国和花的世界。整个加拿大就像一个美丽的花园，人人都有礼貌，友好待人，空气新鲜，街道干净；家家有电话，空调和汽车。商店和超市里，商品丰富，琳琅满目。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不像在中国，全是一片蓝色的海洋。我们在心里想，哪一天我们的国家也能像加拿大一样，那该多好啊！但是我怎么也没料到， 3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和加拿大的差距已不那么大了。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比加拿大强。最近几年，每当我和一些加拿大的朋友在一起聚会时，我常常会骄傲地对他们说：“Thirty years ago, Toronto in my mind was a paradise, now it seems becoming a countryside compared with Shanghai.”
　　
　　第二年，1981年，永洁也应邀来到多伦多，和我在一起工作。但当我在飞机场去接机见到她的那一刻，我的心都粹了。她告诉我，她患上了甲亢。她原有的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已变成眼珠突出。中国妇女是世界上最节俭和最勤劳的。永洁也不愧为最节俭和最勤劳的一员。由于我的离开，家务重担落在她的肩上。但她又不肯花钱请保姆或临时工。结果，由于过度劳累，她患上了甲亢。永洁的节省，远近闻名。她不讲排场，不爱名牌。即使我们富有的时候，她身上穿的大多是大卖场里淘来的。当我们在加拿大朋友家作客的时候，朋友习惯称她为王太太。我对朋友开玩笑地说，她不是王太太，她是“省”太太。是节省的省。永洁患上甲亢，让我内疚，她是为了这个家，是为了节省而患上甲亢的。因此我向她发誓，再也不会让她离开我半步。我坚守诺言，从那天起，永洁一直伴随我。
　　
　　83年我和闵永洁回国了。我回到了久别的生化所。这时我的工资仍旧是每月几十元。但我们银行的存款有好几万美元。以前，家里连冰箱、洗衣机、电风扇都没有。现在我们有了八大件。我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妻子贤惠，两个女儿活泼可爱，学习成绩也很好。在生化所，我也不赖，也应该算得上是一佼佼者。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我都应该感到满足。但是每天当我走进生化所的大门，我就感到莫名的忧伤。当时的我就像儒林外史书中的范进一样，每天都在念叨着。范进念叨的是他中举的事，而我念叨的是，什么时候我能够有属于自己的科研小组？残酷的现实告诉我，在生化所，我的这种奢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我是65年毕业的。与众多五十年代至 64年以前毕业的同事相比，在辈分上，我是最小的弟弟。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60年前后毕业的人还没有他们自己的实验室。我这个最小的弟弟怎么可能？于是我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开始寻找新的机会，我愿意到任何一个大学或研究所去。我要到可以施展我才华的地方去，我要飞出生化所，我要飞得更高。
　　
　　不过，离开熟悉的生化所到一个人才济济和完全陌生的环境去工作，是需要自信和勇气的。我的自信来自我持续勤奋而获得的丰厚的知识积累，来自我那科研上过人的创造力。
　　
　　3.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遗传所都欢迎我去，并答应我的要求。我选择了复旦大学遗传所，因为当时复旦大学遗传所在全国颇有名气，其科研条件也相对好一些。但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农学科学院这些有着上百家研究所的庞大的正规科研队伍相比，当时中国所有大学的科研非常弱小，因而科研水平也非常低下。我不知我的前途如何，但是我坚信，事在人为，是黄金，一定会发亮的。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我一生作出最正确和最勇敢的决定。如果我不离开生化所，我相信，我的才能不可能发挥得那么淋漓尽致，我的科研成果不大可能那样亮丽。我也不大可能拥有那么多的耀眼头衔。也许我的后半生可能是极其平淡的。
　　
　　虽然复旦大学遗传所为我提供了宽敞的实验室和昂贵的仪器，但科研经费得由自己申请。那时，在全中国从事基因工程研究的实验室数以千计。我必须面对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上百个研究所正规军的竞争。与这些众多的强大对手相比，我的研究小组实在太渺小了，我们一共只有三个人，一位刚刚从复旦毕业的硕士生施文、闵永洁和我。帐户上，没有一分钱。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得从零开始，去迎接挑战。
　　
　　4.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正当我为如何筹得足够的科研经费发愁时，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863生物高技术计划启动了。863高技术发展纲要是国务院亲自主持的重大科研计划，涉及七大高

技术领域，生物高技术发展计划是其中之一。早在 86年以前，有几位全国知名的教授联名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呼吁中国应尽快发展高技术，86年3月高技术发展纲要正式获得中央政治局的批准，而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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