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启松励志演讲稿：以勤奋为信仰者，定成大器  ○

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的内容被发现。在为王忠炎夫妇的平反大会上，张公景，对王忠炎夫妇自杀负有主要责任的造反派，在那次平反大会上不仅没任何愧疚之感，反而再次以革命者自居，高谈阔论。这让所有的人又气又恨。会场开始在骚动，有人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企图把他赶下台。但张公景反映迟钝，无动于衷。这时，我冲动地跑到台上，把张公景的造反派袖章撕下来。顿时，我听到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时张公景才如梦初醒，悻悻地走下台。文化大革命后期，生化所领导找到我，要把我的经验上报到中科院。他们要我总结为什么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待老教授能礼貌待人和有宽容之心。我已忘记我写了写什么。说心里话，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经验可介绍的，因为宽容之心是人应有的品德，关键在于有没有私欲。如果有私欲，宽容之心也会变质的。为什么有些造反派以极端的手段对待老干部和老教授，是因为他们有私欲，他们想用最极端的手段证明，他们比别人更革命。在对待俩位王老教授时，我没私欲，因此能表现出更多的宽容和应有的礼貌。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当时我骨子里，还有人权的意识。
　　
　　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邓小平仍未被重用的那段日子里，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心急如焚。为此我经常在生化所同事间讲“只有邓小平才能救中国”的言论。为此有朋友劝我小心，不要乱说话。不过，我仍对政治缺乏热情，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的政治离不开整人。
　　
　　孟子晚年时曾说过，他一生有三乐。其中一乐是，在道德上，他对得起天地良心。我很庆幸，我在那残酷斗争的年代里，我从来没有冤枉和伤害过别人。对于所谓的牛鬼蛇神，我不仅没有虐待过他们，还以礼相待。在道德上，我也对得起天地良心。
　　
　　2.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日子
　　
　　78年，文化大革命终于宣布结束，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敌对了 30年之久的大国也开始建交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正席卷而来，中国科技界也迎来了科研的春天。记得 79年初，生化所还迎来第一批来自国外的教授和科学家访问。记得就是那一次，一位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物化学系的教授为我们核酸实验室的人作了一个学术报告。当时我没有去听学术报告，突然我的一位资深的同事跑来找我，让我去参加讨论会，我说：“你看，我在修油泵，满身都是油，我实在没办法去。”听说我不去，他有点急了，他说：“你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帮我的忙去参加讨论会，你不参加，我们心里不踏实。”看他那诚恳和急切的样子，我只好答应去。讨论十分热烈，我发表了我个人的看法。也许是那位教授看到我对核酸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还有些功底。讨论会后，他主动找上我，邀请我晚上到他宾馆里进一步讨论合作的可能性。晚上我骑着我自己组装的自行车准时赴约。我们谈得十分投机，他似乎有意识地问了我许多问题，我也都能一一作答。突然，他说：“我希望邀请你到我的实验室工作。”并补充说：“你的夫人也可晚一年来。”他还告诉我，我们往返的飞机票均由他支付，我和我爱人的年薪有好几万加元。几万加元？这个数字让我为之一震。难道我也快要变成万元户了？那时，万元户是一个最吸引人们眼球和最时髦的新词。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及。人们只能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或听到关于万元户的消息。在全国，万元户屈指可数，但却是人人羡慕的对象。
　　
　　晚上回到家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闵永洁。这时，她已调至中科院生理研究所。奇怪的是，她的反应非常冷淡。她说：“科学院有那么多研究所，像你这样的人，数以万计。至少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先例证明谁可以只身自由地到国外去工作吧。如果有先例，哪怕有一个先例，我信你。你再想想，你既不是党员，又不是积极分子。生化所会批准吗？你还拿那么高的薪水，别人不眼红吗？”我无法消除她脑子里这一系列的疑问。从她的冷淡反应，可以看出，中国与世界的确隔绝太久了。一位美国记者曾说过，美国可以把一个美国人送上月球，但没办法把一个美国人送到中国。反过来也一样，中国是不允许一个人只身到国外去的，特别是到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去的。
　　
　　我第一次参加国外教授的讨论会，还是被别人意外拉去的，就被国外教授一眼看中，并主动邀请我和他合作研究。在当时，我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个被国外邀请并拿国外薪水的人。虽属偶然，但这偶然藏于必然之中，它是我多年知识积累的必然结果。
　　
　　中科院为我办理我出国手续的是一位姓邱的先生。他告诉我，科学院已有计划公派研究人员到外国去深造，但受国外教授邀请和拿薪水的，我是科学院第一人。他劝我要耐心地等待一下，因为如何办理我这种类型的出国手续，他也没有经验。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我的签证办了较长时间。大约七、八个月后， 80年初，我来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在多伦多大学的三年中，我们渡过了人生最愉快的三年。我俩似乎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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