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研究与思考思想宣传 ○
五、宏观性的命题——宗族与现代化问题的思考
学术界对宗族问题研究热的持续不减，实际上是出自于对农村宗族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价值评判和关怀，即宗族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或者说宗族能否与日益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相融合？也是关注宗族在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应该或能够扮演何种角色，关注宗族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如何等等。这些问题正如王沪宁先生所说：是事关“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1](p7)，不仅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对宗族(包括传统的宗族)与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关系的研究，实际上是出于对传统文化历史命运关怀的具体论证和表达。
关于宗族与现代化问题的直接宏观的论述，存在着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宗族总的来说不利于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而是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的障碍。这些学者对宗族主要持否定态度，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承认宗族包含有某些积极性的因素，甚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王沪宁的观点就基本属于这一类型。他认为，村落家族文化的观念系统往往不利于社会整合、不利于社会体制的运转，不利于社会法律规范的贯彻，不利于公民文化的形成，最终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1](p288)。但如前所述，他也承认，村落家族文化不论其历史和现实的表现形态如何，总包含着一定的正面因素[1](p288)。何清涟则更认为，宗法组织在中国农村中的复兴，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都是一次文化的退潮，必将导致剧烈的社会冲突。它的发展和壮大，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还有一段曲折的漫漫长路[29].谢维扬的观点在持否定态度方面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中国的宗族在根本上不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作者提出，中国宗族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在于被当作宗族首领的一些人凭借血缘理由对所谓的“族人”的控制、管理和支配及包括对人身在内的处置；现代社会之所以逐步取消传统宗族的合法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为实体的宗族团体在社区管理的概念上与所有公民共同参与的原则是矛盾的。他进一步认为，最终摆脱宗族私法性的控制是农民在现代社会中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虽然不必否认当前宗族活动中体现的某些正面的文化的社区生活运作上的意义，但这不是本质的，因为农村生活中同样的文化的和社区的功能在没有宗族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达到的，而且也许更具有合理性[30].吕红平认为，家族文化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首先，家族组织有碍于农村基层组织功能的发挥；其次，家族的封闭性限制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影响着现代经济结构的形成。作者认为，农民很少讲求交易价值，这种重情、重义、而轻利的价值观，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也会影响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还会滋生保守观念和依赖思想，抑制创新精神和自我意识。最后，家族文化也有悖于现代文化，构成现代化思想上的制约因素[13](p314)。
钱杭、杨平、秦晖、黄世楚、陆学艺等学者的观点则与上述分析相左。钱杭认为，由于汉人宗族那些源于血缘又超越血缘的内源性根据，就使得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的重建和转型，所遵循的规则显然就不能与一般的血缘团体的演变规律等而视之，其命运和前途也必定会不同，这就能够证明，血缘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经过完善的补充和限制，完全可以与现代化的文明生活形成一种复杂的适应关系。但他同时认为，农村宗族最好是作为一种农村同姓同宗者之间“俱乐部式”的结社形式存在，将宗族的活动限制在社区内部，并以亲属间自助和促进公益事业为宗旨，而不主张宗族干预地方基层政权的公共事务[31]，这实际是说不能给予农民更大的自主空间。杨平指出，家族组织在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担负着极其重要的职能。它与中国国家政权之间有着较为广阔的合作空间，与现代化的主潮流并不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然而，作者也指出，家族组织又是一柄双刃剑，以它为表现形式的族际冲突，以及由于政府处置不当引发的普遍不满，很可能在家族组织复兴中成为某种破坏性力量[32].秦晖认为，宗族的发展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与特定发展阶段上“小共同体”对个性发展与现代化(个性化进程)的促进作用，因此，亲缘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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