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研究与思考思想宣传 ○
上述专家和学者的研究，形成多学科、多角度参与农村宗族研究攻关的态势，不断推进，步步深入，连连破关。这不仅使笔者受教良多，深受鼓舞，而且正在改变我们近百年来已经形成的不容置疑的许多思维定势。我们的感觉是：农村宗族体现的是一种草根性的社会组织力量，而这一组织又同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承者；因此，上述关于农村宗族与现代化的争论，实际上涉及的仍然是关于两个基本命题的对立问题，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国家与社会和如何处理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的问题。前者表现为，国家公共权力组织的调控权与社会组织及个人的自主权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协调问题；后者表现为，民间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的进程中要不要继承和保留、或者说应在多大的程度上继承和保留以及如何继承、保留的问题。再进一步说，由于宗族出现在农村，主要成员是农民，因而农村宗族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农民问题；于是，上述两个问题又可转换为我们如何对待农民文化和组织的问题。回答这样的问题有两种基本的角度或立场，即是站在现代化的角度俯看农民与农村？还是站在农民的角度，即从农民的实际生活出发看待农民与农村问题；或者说，是如曹锦清所说的是从外向内看、从上向下看，还是从内向外看、从下向上看的问题[35](p2)。以前者的态度看待农民的传统(包括文化与组织)，肯定是负面多于正面，而以后者的态度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得出与前者截然不同的结论，就会发现它更多正面的积极意义和符合社会发展逻辑的特征。这里的差异表面仅是个研究角度问题，但进一步就农村宗族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观之，上述观点的对立和分歧，似乎就有“‘贵族''的眼光”[36](p37)还是民众的视野之别，体现出该领域的研究可能存在某些深层次的瓶颈问题。
其一、自我文化优越意识和对农民缺乏平等意识。笔者以为，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农民视为“自私”的落后群体，把农民家庭经济视为落后的经营模式，把农民组织视为落后的封建组织，进而将人类利益群所共有的所谓“私利性”和“排他性”等特征，视为农民群体独有的“狭隘性”错误。这种视农民为另类的思维，实际上是自我为中心的文化优越论，它将脱离农民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强加给农民，同时又将广大农民的正当权益视为异己，置于扫荡之列，自觉不自觉地丧失“以平等待我”之心善待农民的包容胸怀。由于上述原因，就否定宗族者说，因无法突破自己一贯认定的封建宗族框架，无法说明他们自己对农村宗族也认同的公益性、互助性等事实，解释现实中农村宗族已发生的惊人变化。就肯定宗族论者看，同样由于局限于血缘组织的视野，因而在农村宗族的所谓“私利性”、“排他性”和“狭隘性”等问题上最终与否定论者趋于一致，从而使其对宗族积极性的解释和评价难以自圆其说，无法超越就封建宗族论宗族的既定框架。比如钱杭是给予农村宗族众多肯定的专家之一，但他也因盯死了宗族“血缘”而一叶障目，将宗族与农民社区割裂，咬定宗族为与国家公共权力相对立的“私人性质”，因此它只能成为“俱乐部”，而不可是代表农民权益的组织(即“明确功利目的的社会团体”)，否则将对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运行形成阻碍。不知这是否要证明，作为另类的农民，它是不是不能有适应自已生存环境和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宗族在农民社区的公共代表性质，因为它没有使用现代社团的名称不复存在？
其二、综观十余年来农村宗族问题的学术研究，可以说，不管学者们持何种态度，也不管学者们的观点有多少分歧，但大多数学者在其研究的逻辑起点或者研究的基本视角上都有着共同之处，即都局限于从血缘(包括拟制血缘)或血缘与地缘结合的视角，或者说从传统族群的视角看待并研究农村宗族。因此，这一研究模式尽管也不断有所创新，但还是或多或少地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是只看到“社会结构”而看不到人的一种研究[37](p374)，是一种忽略“历时性”(diachronic)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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