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解“三农”乡镇街道  ○

行为无所畏惧呢？
   　　原因也正是她一再给我表白过的。
   　　一方面，在农村“继承香火”和“多子多福”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没有人问为什么。而不这样做就会被周围的人瞧不起，甚至被人在背后指手划脚。而另一方面更切实的原因却是现实的农村环境所造成。在农村多一个孩子吃饭，也就是锅里多加一瓢水。总的来说多两个孩子和不多两个孩子没有太大差别，或者说差不到哪里去。在农村无论是谁家，你的生活“绝对值”是好不到哪里去，好不到跟城里人一样；当然也坏不到哪里去。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基本上没有谁家再挨饿了。要说穷苦，农村到处是穷苦人，也不怕多生两个孩子而穷苦。兴许多生几个孩子将来能出一个好的，自己还可以跟着过几天好日子。这就是母亲的关于农村的生活观和生育观，也就是农村的现实。
   　　一面是对多生孩子的无所畏惧，一面是对不确定未来的依盼。农村的这种生活状态让他（她）们这些人一旦进入就给自己画地为牢，也就没打算再破牢而出，即使有打算也只是对不确定未来的一种侥幸期盼，更不用说追求什么自我的生存价值或高品位生活的享受。悲莫大于无求，哀莫大于心死。
   　　所以从小，从我明白事理起，我就对这一点看的特别清楚。农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人口的问题，人口问题是一切苦难与罪孽的根源。而农村人口问题的根源又在那里呢？这才是我们首当其冲需要探讨的问题。
   　　遏制不住农村人口的增长，一切对“三农”问题的改革和缓解都将是无用的。因为改革和缓解带来的成果，都将会被新增的人口所吃掉。如果不以遏制农村人口增长为改革的根本目的和取向，只为了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那么这种改革和缓解反过来会更加促进农村人口的增长。非但会使改革和缓解对农民带来的好处不复存在，而且会更进一步加深他们所要遭受的苦难与罪孽。
   　　所以我曾有过想就农村人口的问题给当时新上任的国家领导人江主席写信的冲动，只可惜当时作为一个农村的初中学生，这种想法与想法的实现太过遥远。
   　　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三农”问题几年来一次次被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重提。已从重大的经济问题，提升为重大的政治问题。而这些却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我当时作为一个十五六岁的农村孩子对中国农村问题的一些担心和思考。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农村，从小就切身感受着这些问题所在。
   　　虽然我后来当了兵，入了伍，到今天已从军校毕业，参加工作数年。但我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从来没有倦殆过，同情心和责任心使然。
   　　今天再谈“三农”问题，我要引出邓老前辈的一句话，“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如老前辈所言，当我读了诸多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在对“三农”问题做更深一步思考时，我不得不说对此我深有同感。
   　　破题
   　　
       一、人口
   　　早在20xxxx年前，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其著作《人口原理》中就曾有以下论述：将人类的一切罪恶归因于人类的社会制度是错误的
   ，虽然社会制度似乎是造成人类许多灾祸的明显和突出的原因，但实际上它们是不重要的、表面的原因，同使源泉污浊、使全部人类生活的水流浑浊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不洁原因相比，它们只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羽毛。
   　　马氏在文章中所指根深蒂固的不洁原因，其一个重要的指向就是人口问题，人口的增殖力和这种增殖力天然的爆炸性与破坏性。如果这种增殖力得不到适当控制，就必会导致人类社会的苦难与罪恶。
   　　关于对人口自然增长的控制，马氏总结出了两种情况，即预防性的抑制和积极的抑制：所谓预防性的抑制，是指人们对养家糊口和失去舒适生活的忧虑；所谓积极的抑制，是指一些下层阶级实际所处的困难境地，使他们不能给予子女以应有的食物和照料。
   　　积极抑制最终会带来苦难与罪恶，在马尔萨斯的时代是由于食物不足而导致。在今天，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同样存在着一种更为严重的不足，它会导致同样的苦难与罪恶，那就是就业不足，购买力不足。而这里的不足与两百年前马尔萨斯时代的不足一样都是因为人口问题，人口过多，人口增长过度。
   　　中国的民主人士，北大的老校长马演初老先生，建国初期就对此问题大声疾呼。只可惜当时的毛主席出于当时国际斗争形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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