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解“三农”乡镇街道  ○

”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要做好，也应该是在计划生育工作之外，在国家政策层面上。那就是彻底改革农业政策和农村土地制度，使农民从土地中摆脱出来，改变农民一往对自身身份悲观和落后的认知与定位。
   　　另一方面，应该鼓励更多的青年人，尤其是那些从农村转入城市的，或个人谋生能力有限，生活条件不能得到确保的青年人，彻底放弃生孩子，而不要给国家和个人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中国的劳动力远远已经足够了，未来100年内也不会缺，即使这100年中将有一半以上的育龄青年完全不要孩子。而个人方面，除了感情的需要，对大多数来说，要孩子也是一种浪费。相比中国社会巨大的人口压力和严酷的生存就业环境，那一点感情的慰藉简直是微不足道。放弃生孩子，是为了青年人自己，也是为了他们原可能会存在的孩子。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其《民约论》中说到，要殖民，要增加人口就去发展农业；相反要控制人口的增长，就去发展制造业、商业。
   　　也就是说农业会使人口的增殖力得到发展，尤其是自给自足，原始模式小农经济的农业必然最是能增殖人口。而如果是工业化了的农业，即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的农业，则又会是另外一回事情。而中国农村现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度正具有原始模式小农经济的一切特点。这也就是中国农村人口一直持续增长的根源，从深层次的意义上说也是“三农”问题的根源。
   　　关于人口问题我最后想说的是，我们需要站在问题外面来整体审视一下问题。如果中国现在的农业人口只有九千万而不是九亿，那么今天有关“三农”的一些主要问题，恐怕都不再是问题。如果50年后，中国总人口不是16亿，而是10亿，
   那么到那时中国整体社会的处境也不会既艰难又危险。
   　　所以我们先不管计划生育如何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事，也不管人地关系如何高度紧张，甚至可以不管“三农”问题本身。只要我们抓住一根线，在改革所能及的一切范围内尽量控制和降低人口总量，抓住了“三农”问题就会趋好，抓不住“三农”问题就会趋坏。
   　　二、土地
   　　如果把人口问题说成是引发“三农”问题的根源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那么土地问题则是造成“三农”之痛的症结所在，抓住了这个症结就是找到了“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市场经济体制下，耕地是农业产业最关键的市场要素，土地产权的合理安排，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是寻求“三农”问题根本解决的必由之路和当务之急。
   　　下面我引述两段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的文章。
   　　这个所谓的自由转让权有很多人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就是说如果有自由转让的话，会有大地主出现，这是有可能的。有大地主出现将使他们能够合并使用资源。大农场是有很多人以股份制来拥有的，股份是有转让权的，转让权这点非常重要。你公司管得不好，我拿着你的股份，我不需要跟你争吵，我就把我的股份卖出去，或者我喜欢这公司的话，就把这股份都买下来。我不需要留住5xxxx的股份，我只要有相当大的部分，我就可以要求股东开会，把经理炒鱿鱼，由我自己来做，或者请别人来做，所以转让权的威力很重要的。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在此之前，日本的土地有私人的使用权，也有私人的收入享受权，但是没有转让权，这是为了要保持大地主的固定性，这是种封建的制度！当没有转让权的时候，人民就不能随处自由地流动，人民就要附地而生。以前我们中国人打得死去活来不也就是要争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海内之士，莫非王臣。为什么拚死拚活地就是要抢那块土地？因为你拥有那块土地，就拥有了对那块土地上附着而生的人的权力。但是假如土地有自由转让权的话，那么那个封建制度就散了。因为你绑不住那个人，他把地卖了，他就走了。或者我是地主，你在帮我耕地，一向是我养你的，我把这地卖出去了，新地主不一定有责任要养你。    所以，明治维新，是一场非常精彩的经济改革。那个皇帝，明治皇帝，才不过五岁，听了宰相的解释后，就在那张纸上签了字，准许土地转让。突然之间，日本的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动力。
   　　大多数中国人只知道日本明治维新是一场很了不起的改革，却不知道改革成功的关键就在此。
   　　无疑张博士的这段话是在强调土地自由转让权的重要性。我们的中央政府也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不但为了使土地可以方便流转制定了专门的相关土地政策，而且在今年零四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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