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解“三农”乡镇街道  ○

，对这种可能的苦难与罪恶已经顾虑不了太多。在当时的毛主席想来中国需要人，需要更多的人准备打下一场世界大战。但是下一场世界大战始终没有发起，而人口问题却为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障碍。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事”的计划生育，注定会是中国社会将要长期面临的一场“苦战”。
   　　90年人口普查时全国总人口12亿，农民８亿；2001年普查，总人口13亿，农民9亿，据说这次普查中没查到的黑户口至少有四千万；到今天可以大致估计全国总人口14亿，但同时可以确定，农民人口必然达到了10亿；据有关专家称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我还可以确定，他们是预计农民人口至少将要增长到12亿。这一系列的列举说明了什么？判断的根据又是什么？只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人口增加，从国家严格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尤其是近年以来，只是“农村人口”的增加。如果说城市人口实质上有增加，那也是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转移导致的增加，人口增加的源头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根据是，城市居民实行着严格的计划生育（一方面是因为城市计划生育易于管控，更主要的原因是人口预防性抑制在这里起着作用），一胎制，普遍家庭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即四个老人，一个孙子。这就确保了城市人口死亡率会迅速大过出生率，人口就不会再增加，而会进入负增长（如果上面我对人口数字的列举比你所认为的真正数字有所夸大，那也是有理由的。而且我认为，我们宁可把这个数字再夸大一些，而不要把它比真实数字缩小了）。
   　　从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得出总人口达到xxxx亿的惊人结果后，中国就开始了计划生育的漫漫长路，到今天2004年，整整持续了40年，人口总量非但没有得到根本控制，却翻了一番，增加了一倍，达到了14亿。
   　　40年来，与其说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如说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还做的很不够，甚至说对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
   　　但这个罪责不能只归咎于计划生育和计划生育工作者本身。这个罪责的主要责任，在于最高决策层，在于我们的中央政府，在于中央政府对计划生育政策上认识的偏差。
   　　政府一再把人口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历史遗留的人口基数过大。可是人口增长率与人口基数并没有内在的必然关系，人口增长率如果为零、为负，再大的人口基数也不会导致人口增长过快。
   　　人口增长率=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
   　　显然，人口总量在这里对人口增长率并不具有决定意义。但为什么国家在花大力气推行计划生育的同时，我们的人口总量却会在40年内翻了一番，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2.xxxx。
   　　这种人口增长率是现代任何一个发达工业国家不可能具备的，而却不是因为他们的人口基数小。如果说他们一个国家人口基数小，那么把所有这些国家的人口加在一块，这个基数总该不小了吧，可是这个基数并没有在四十年中翻了一番呀。非但没有翻了一番，近多少年来，美、日等发达国家人口还出现了负增长。
   　　另外，如果我们的人口不是大多数在农村，而是城市与农村的人口比例倒置，城市占三分之二多，农村占三分之一少。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我们的人口总量也不会40年翻了一番，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2.xxxx。
   　　所以从根本上说，导致这一结果的不是人口基数过大的问题。也不是我们国家计划生育工作抓的不紧的问题。而是因为一直一来我们的农业政策有问题，农村的土地制度有问题。这才是导致中国人口总量40年翻了一番，过度增长的关键。但我们的中央政府不在这一点上下功夫，只在计划生育的宣传与实际人口的控制上做文章，这样做无疑只是扬汤止沸。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说，我们的中央政府对计划生育应采取的政策，在正确认识上有偏差。
   　　而这种几十年延续着的、一脉相承的农业政策和农村土地制度，就是实际上要有把农民强留在土地上；把农民留在土地上，实际上就是把农民留在土地上生孩子，因为农村的生活观和生育观，让他们这些人除了多生孩子，再也想象不到任何更好的希冀。所以计划生育做的再好、再严厉，任你牵牛扒房，也从根本上控制不了人口总量的迅猛增长。
   　　国外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能为零、为负，中国面临这如此严峻的人口压力，为什么人口增长率就不能为零、为负？
   　　计划生育工作不应该只是从计划生育工作本身去做计划生育工作。诗圣杜甫说，“汝若要学诗，功夫在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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