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解“三农”乡镇街道  ○

镇群。这种情况相比上面一类情况，更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但这里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只是局限于某些特定的经济区域内。
   　　相比以上两类情况，就全国而言，大多数的农村不会有那么幸运，能碰上某一个致富带头的大能人。更不可能预先使自己身处经济发达地区，自动完成乡村向城镇的转变。
   　　而今天我这里要讨论的城镇化问题，是普遍意义上，普遍农村的城镇化，不是已经发生了的个别现象，个别农村的城镇化。
   　　普遍的农村并不具有，已经城镇化了的农村所具有的，以上所提到的，两种任何一种的有利条件。那么他们的城镇化如何完成？这是问题的关键，这种对普遍性的求解，才是今天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也在国家范围内实现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
   　　在对问题进一步分析之前，我想引入“圈地运动”的话题。这里我不妨从《世界通史》中直接引用几段对当时英国“圈地运动”的评述。
   　　“英国还在劳动力供应方面占优势；由于行会较早瓦解，由于对传统的条块农田的圈占，英国获得了充裕的流动劳动力。行会及其多方面的限制的消失，使采用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和建立拥有动力机械的工厂更为容易。圈地于16世纪开始，继续了三个世纪，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叶达到最高潮。自耕农时常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因为对公地和荒地的圈占使他们没有土地放牧，也得不到燃料。较早时期的圈地是由羊毛价格的上涨促成的，因此，土地多半用于放牧。在较后的时期中，为迅速发展的城市生产粮食的需要变得更为重要，因此，被圈占的土地由人们用最新的、有效的方法加以耕种。这些方法包括用轮作制代替让田地休闲这种浪费土地的旧方法、选育优良种子、用科学培育法改良牛的品种以及研制某些农业机械如马拉的耕耘机和自动的播种机。”
   　　“如果处于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条块农田的耕种制之下，这些改革本不可能实现。然而，由于圈地，人们有可能完成这些改革，而且，这样做是很有利的。当时，农产品市场正在扩大，种种新技术使产量的显著增长成为可能。汤森子爵曾园致力于用芜菁进行轮作而被称为“芜菁汤森”，他在自己的土地上使小麦每英亩的产量从10蒲式耳增至24蒲式耳。1710至1795年间，罗伯特·贝克韦尔的科学培育法有可能使小牛的平均重量从50磅增至148磅，使菜牛的平均重量从370磅增至800磅，使绵羊的平均重量从28磅增至80磅，使羔羊的平均重量从18磅增至50磅。因而，从经济观点看，圈地显然使人们能向前迈进一大步。”
   　　“但是，从社会观点看，情况究全不同。1714至1820年间，英国有60xxxx英亩以上的土地被圈占。这意味着严重的混乱和苦难。贫穷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部分甚至全部的土地，被迫当租地人或做散工的人，否则，就不得不去城里寻找工作。英国自耕农被大批地逐出家园这一现象把关心社会的个别人吓坏了，他们直言不讳地起来反对。虽然圈占土地的过程是使人不安、令人不快的，但就工业革命而言，它履行了两个必不可少的职责——它为工厂提供了劳动力，为城市提供了粮食。因此，圈地可以看作是英因工业在19世纪居首位的一种先决条件。圈地确也在欧洲一些别的国家发生过，但在程度上要小得多。例如，在法国，法国革命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土地，从而增加了他们对故乡的依恋，使他们不愿意收拾行李上别处。”
   　　二百多年前，英国的“圈地运动”使英国迅速完成了工业革命，并在世界上第一个成为工业化强国。二百年后，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转变，也正在迈向国家工业化道路，可以说也需要一场“圈地运动”，但这势必将是一场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以保护基本农田和解放农民为目的的“圈地运动”。
   　　首先我们的基本农田面积已经到了警戒线。不管是国家、集体或者个人，再进一步对基本农田做其它利用时，一定要慎之又慎，一定要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一定要在能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研究。
   　　其次，我们的农民需要与土地实现各自的自由，拒绝捆绑。事实证明把一家一户的农民与平均十亩不到的耕地捆绑在一起的农业是低效的农业，也是没有人性的农业。所以结论是农民需要解放，土地需要解放。
   　　“圈地运动”所产生的最大效果是逼着大量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向城镇，向制造业、商业转移。
   　　这会形成四个有利条件：
   　　一、有利于农业自身的发展，耕地使用向少数懂技术、懂市场、有资本的人手中集中，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农业产业，才能产生产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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