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释制度理论研究及我国立法完善之构想思想宣传  ○

规定的就不准许有减轻或者在论罪科刑后全部刑期未执行完毕，就将罪犯予以半途赦免。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即新派)，这个学派对旧派的理论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刑罚的目的，不应该是对罪犯的恶行的报应，而应该是防卫社会、预防犯罪、教育犯罪者；刑罚的对象，也不应该是犯罪行为，而应该是犯罪人。应以犯罪人恶性之大小作为定罪科刑的标准。此外，新派还提出了“不定期刑”的理论，他们认为对一般的罪犯应该处以一定幅度内的不定期刑，什么时候罪犯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就可以将其释放。这一学说的提出，很快就被西方各国统治者接受，并反映在各国刑事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假释制度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种发展主要呈现为如下几方面的趋势：

(一)假释由国家恩典演变成受刑人自己的权利

传统刑罚关系意味着国家对罪犯的绝对权力，罪犯仅仅是蜷缩在国家极端权力之下法律执行的客体，必须无条件、全面接受和服从行刑机关指令。监狱行刑的指导思想就是迫使罪犯服从指令。现代法制社会使国家对犯罪人的刑罚关系由绝对的“命令——服从”发展成相对的“权利——义务”关系。28国家有对罪犯施用刑罚的权力，也有对他们施以扶助和救助的义务；罪犯有依法接受国家刑事惩罚的义务，也有请求扶助、挽救的权利。这种现代刑罚关系理念为“假释权利说”的产生提供了充足的精神营养，使之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占据了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从教育改造罪犯的角度出发，必须有一定的措施刺激犯罪人积极改造，而假释制度则赋予罪犯通过积极改造而努力缩短自己的刑期的权利。正如台湾学者张甘妹所指出的：“从前的假释具有恩典的性质，即对于一定期间能保持优良成绩者予以假释的恩惠。但在今日，假释已被视为受刑人之权利，在行刑上欲求受刑人真正的改善，须促使受刑人主动以自力改善，假释制度赋予受刑人得以自己之努力缩短自己刑期的权利。”29

(二)假释由例外转化为原则和制度化的处遇措施

西方国家的假释制度，以前是对极少数表现优良者予以提前释放的一种优待，现时假释的适用已转化为带有原则化的倾向。依据这种原则和制度，假释不再是有权者随心所欲的赏赐，而是罪犯经过自己一定时期努力之后的奋斗成果。监狱的行刑过程不再仅仅意味着惩罚和关押，而成为对罪犯的矫正和改造过程。罪犯不再是毫无希望地打发着寂寞无聊的服刑时间，而是尽最大努力使自己的行为向好的方向发展，以期尽早获得假释资格。

(三)逐渐放宽适用条件，假释适用率日见提高

当今西方国家刑法中所规定的适用假释的范围相当广泛，有些国家还制定了无条件假释制度，即刑期执行到一定程度，就必须一律假释。例如1943年瑞典刑法典规定，刑期已过2/3时可以假释，刑期已过5/6时应无条件地假释。

由于立法上出现了上列扩大假释适用范围的趋势，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假释的适用率也相应地逐渐提高。如：美国1970年有1xxxx州的假释率在75以上，其中，新罕布什州的假释率高达100，华盛顿州也达99.5，科罗拉多州也达90。日本的假释出狱者也远远超过刑满出狱者，在1970年至1977年间，日本的假释率最高达61.8，最低也是53。30

(四)假释在适用中形成了两种模式

从立法情况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假释制度，目前刑法理论将假释分为裁量假释和法定假释。裁量式是个别主义的假释，在原判刑行刑过程中，经过一定期间，根据犯罪原因、性质、犯罪前的社会情况，行刑中的悔罪程度等对受刑者进行考察后确定可否对该受刑者适用假释的宽大处理。其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绝对裁量假释，即法律连最低服刑期也不规定，完全由有权机关决定；第二种是相对裁量假释，法律规定最低服刑期及限制条件，有权机关只有在罪犯满足这个条件的基础上才有自由裁量权。法定式则由法律规定一个服刑期限，罪犯达到该服刑期限则有权机关必须假释，毫无裁量余地。我国的刑事立法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采用的是裁量假释的方法，体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区别对待的精神，这是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

(五)假释与保护管束相配合

假释与保护管束相结合，成为假释制度不断完善的一个标志。保护管束系运用个别化、科学化及社会化之原理、法则与技术由观护人员监督辅导假释犯的生活并予以改善所需之各项援助的一种矫正措施。具体而言，包括对被假释犯进行职业培训，帮助其就业；为假释犯提供免费心理咨询；协助得到医疗保护；为无家可归者提供过渡住所；改善、调整其生活环境；帮助其回乡定居，等等。

目前，各国假释保护管束之形态及归属，大体可分为三种模式：设置专门的负责机构，如美国的联邦假释委员会；由行政机关负责，如意大利的警察官署；由社会团体负责，如英国的缓刑监督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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