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释制度理论研究及我国立法完善之构想思想宣传 ○
双面预防既要考虑对社会公众是否起到威摄效果，又要考虑犯罪人是否有悔改表现，人身危险性是否已消失，只有两者俱备，才可考虑假释。
(3)刑罚综合一体化理论
在刑罚目的的报应刑与预防刑世代对立争议的同时，为了寻找妥善解决累犯问题的相应对策，第三种学说刑罚目的一体论产生了。这是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报应与功利都是刑罚赖以生存的根基，因此刑罚既回顾已然的犯罪，也前瞻未然的犯罪。对于已然的犯罪，刑罚以报应为目的，满足恶有恶报的正义要求；对于未然的犯罪，刑罚以预防为目的，且是防止犯罪所必须、有效的，在报应刑范围内，实现防止社会上其他人犯罪的一般预防与防止犯罪人再犯的特殊预防目的。“因为有了犯罪并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是一体论刑罚目的理论的经典表述。德国刑法学家冯•巴尔指出：虽然一些值得赞扬的刑罚目的通过给犯罪人更好的处遇可以获得，但不能忽视，不论怎么好的处遇，人们宁愿不受刑罚处罚；不能设想刑罚制度具有教育制度的特征；太多的注意力被投向了刑罚的改造目的；......犯罪人必须受到报复，按照这一思想，刑罚才具有改造意义，事实上，理想的刑罚将会改造犯罪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刑罚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改造犯罪人。显然，冯•巴尔表达了一种惩罚与改造相结合的刑罚目的思想。假释制度于此可略见一斑，表现在假释核准的形式条件上，仍须入监服刑一段时间才可报请假释，此系与报应理论相折衷；又如对重罪不得判处缓刑甚至不得假释之规定，又兼顾了一般预防理论。
(4)行刑经济原则
行刑经济性原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反映。经济性要求刑罚执行成本最小化，而效益最大化。所以在执行刑罚时，只要投入能够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犯罪，就不应浪费资源。对罪犯的教育改造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需经国家进行大量的投入。从目前的教育改造来看，对罪犯的改造投入主要有狱政设施投入、人民警察经费投入、罪犯生活费投入、罪犯改造经费投入、罪犯劳动必须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投入和其他专项投入等，这些都是需要花费大量经费的。据调查，在我国一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刑期执行完毕，国家要在其身上投入至少五万元的经费。我们没必要对可以不执行刑罚或者已经改造好了的犯罪人继续进行无意义的消耗性刑罚，这种无意义的消耗性刑罚，除了导致人力和物力无谓消耗外，还导致刑罚本身的疲软与无能，从而损害法律的尊严与权威，并使刑罚目的亦不可得。因此，对于经过一定时间改造，确已消失人身危险性的犯人，若不予以假释，必然导致刑罚过剩。同时，司法资源作为一种资源，也应围绕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进行合理配置，讲究节约和优化。对已改造好的罪犯予以假释，不仅可节约司法资源，而且也可把改造好的人力资源解放出来，让他们为社会创造价值。假释作为一种极为经济的行刑方式，不仅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而且因其优点在实践中已盛行于世界各国。
(5)行刑社会化原则
行刑社会化使社会公众对假释制度产生了认同感。所谓行刑社会化，是指在刑罚执行中注重社会因素的作用，通过各种努力争取社会力量介入对犯罪人的矫正，加强犯罪人与社会的联系，以达到使犯罪人改过迁善，易于复归社会，不再重新犯罪的目的的一种矫正方式。它包括社会关心、社会援助、社区矫正、社会帮教和社会监督等内容。现代刑罚理论认为，人是赤裸裸地来到这个社会的，社会赋予他们一切，包括犯罪行为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犯罪不是犯罪人天生具有的，乃是社会使然，是在社会多种因素交合作用下而生成的独特的社会实践产物。对此，社会有责任帮助他们消除犯罪动机和能力，使他们重新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正如格拉马蒂卡所言，犯人首先应享有请求国家改善他们的权利，社会有改善他们的义务。要达到此目的，就要对犯罪人施以一定的救助、矫正和改造措施，通过把犯罪人置身于由多种良性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特定社会环境中，体验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从而使其在社会关系中找到自己的最终归宿，顺利复归社会。打破行刑封闭化，让社会参与到犯人的改造中，这既是犯人再社会化所必需，亦是社会之责任。在行刑社会化浪潮下，人们重新审视了假释制度，强化了假释“建立犯人再社会化桥梁”的功能，把假释视为犯人再社会化的过渡性阶段。在实行累进处遇制的国家，假释乃累进处遇制的最后阶段之处遇。
2．我国假释制度的理论基础
不可否认，我国假释制度是在借鉴、吸收国外理论而建立起来的，但也并非照抄照搬，而是揉进了我国法文化传统，以我国刑罚目的为理论基础，结合我国实际而产生、运用并发挥着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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