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释制度理论研究及我国立法完善之构想思想宣传  ○

者，杀之。”秋官司圜者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所谓能改者，反于圜中，指改悔向上者，可以释放返乡；不齿三年意思是指起初不能算为平民之列，于返乡期间内，无过失则可依其罪别定年数，舍而为平民，与现代假释制度在精神上颇有相合之处。唐代名例律中，亦有类似假释之规定，称之“复权”，其系对褫夺公权者而设，指

经过一定期间而使刑罚宣告当然失效之法律制度。如名例二十一：“诸除名者，官爵悉除，课役从本免：六载之后听，依出身法。若本犯不至免官而特除名者，叙法同免官法例。免官者，三载之后，降先品二等级。免所居官及官当者，期年之后，降先品一等叙……其免官者，若有二官，各听依所降品叙。”唐律中所谓之“六载之后听叙”，即指六年后才能开始任官，若犯除名者，年满之后，也可改叙，但只能依选举令规定叙阶，并使刑之宣告归于消灭。由此可知，唐律间接承认复权之事实，然而由于一般平民在公法上所享受的权利几乎等于无，因此唐律中此种使刑之宣告消灭制度，仅仅适用于身份特殊之官吏，并不适用于一般受刑事宣告者。尽管唐有类似假释规定，但是直至1911年《大清新刑律》第66、67条，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之囚犯，规定于执行一定刑期后，经监狱官申达法部，准予假释。及1912年国民政府颁布《暂行新刑律》，其中第66条规定“受徒刑之执行，而有悛悔之实据者，无期徒刑逾十，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后，由监狱官申达法部，得许假释出狱。但有期徒刑未满三年者，不在此限。”现代假释制度至此方为我国采行，此后几经修正，发展成台湾现行刑法第77条。中国革命史上，假释规定可见诸于抗日时期各边区之刑事法律文件中。解放战争期间乃至建国初，假释主要用于较轻的刑事犯罪，对犯反革命者原则上排除适用，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第30条对假释也有粗略规定。正式立法则是1979年公布、1980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其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借鉴他国立法例后，在第74条以下对假释作了相对系统科学的规定。1997年修订通过的新刑法典仍沿用下来。

假释概念，各国学界说法不一。在日本，假释是假出狱和假出所的总称；欧陆国家称“附条件之自由”或“附条件之出狱者”；英国称“假释票之发给”，学理上称“附条件释免”或“附条件之释放”，在美国俗称“假释监督”和“假释释放”。

在我国，假释制度是指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刑期以后，由于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而附有条件地将其提前释放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

假释制度从其雏形到立法，已日臻成熟，但由于其发展受各种因素纷扰，司法实践中出现一些问题，使得假释制度进步迟缓。调查及研究发现，因立法规定经常变动，假释条件宽严不一，规定不尽科学合理，实践中难以掌握操作，再加上执行上存在错误倾向，出狱监督管束不力，再犯率居高不下，已严重影响假释功效的正常发挥，从而偏离了刑罚执行的预期目的。鉴于此，笔者试从假释制度理论基础及功能着手，理性分析我国假释制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探究该制度本身及司法适用上所留下空间，以期能为我国假释制度的再完善作出切实努力。

一、假释制度的相关理论

(一)假释制度的理论基础

假释作为一种行刑制度，能在两百多年的时间内为各国法律所采行，绝不是偶然现象，这归根于其坚实的理论基础。追根溯源，假释制度乃是在吸收继受外国刑罚理论后方告确立，是受刑罚观念与刑罚目的影响的结果。其与西方刑罚理论之关系可谓紧密相联，有何种刑罚目的直接影响行刑者采取何种刑罚手段，因此，一定的刑罚目的就成为假释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在刑法学上，关于刑罚目的理论，不同的派别对立纷争已历时久远，在西方主要有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

1．西方假释制度的理论基础

(1)报应理论

刑罚报应思想，渊远流长，其以因果报应为立论，在人类历史上最原始、最鲜明地表达了刑罚惩罚的实质。《汉谟拉比法典》中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最早将报应论写入法典的。报应论由私力复仇走向公权报复，继而从等害报复演变成等价报应，最后确定为该当的报应而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一种刑罚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自由是天赋的，而意志自由是自由的思想基础，没有自由意志，就不可能有其他自由，包括人身自由在内。人的行为是根据其自由意志进行选择，归诸道义责任。依据自由意志只能选择实施有利于社会的行为，不能选择不利于社会的行为。选择实施不利于社会的行为，就是危害社会，就是恶，就是犯罪。为恶或者犯罪都要受到报应”。“因为有犯罪而科处刑罚”是报应刑刑罚理论的经典表述。报应刑论将刑罚目的理解为对犯罪的报应和惩罚，其主要内涵为，刑罚是按照恶报与恶行均衡原则对恶害的恶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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