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解“三农”乡镇街道  ○

   　　但问题是改革要冒风险，不改革就是等死。
   　　明清思想家黄宗羲提出的“积累莫返之害”，就正是要告诫人们在积弊已经太深，并且难除之时，就不要在旧有的框架内返过来，倒过去了。这样做是徒劳的、无用的，非但不能使矛盾得到有效解决，反倒会使积弊愈演愈深。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有一条介于其间的中间道路。那么这条路到底在那里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还需要先声明两点。
   　　一、农民所使用耕地的产权本来就应属于农民。有人说，国土国有，合情合理。其实，这样说，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土地本质上是属于生长在其上的人民。人民相约组成了国家，并不意味着必然要把属于自己的私产——土地也一并交由国家支配，这是一切共和国的基本特征。
   　　解放旧中国，农民跟着共产党打土壕分田地，农民是通过暴力革命，付出生命代价从地主土壕那里抢夺过来的土地。最终暴力革命被认定合法，农民抢到自己手里的土地也就应该有合法的所有权。国家之所以从一开始就要把所有权集中，到后来，直到今天也只给农民有限的使用权。我想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建国初期，国家建设尤其是国家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原始积累，只有把土地的所有权集中起来由国家管控，才能更有效地从农业的剩余价值中大肆索取以完成最初的这种必要的积累。第二，只所以实行土地所有权由国家集中管控。除了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的属性以外，毛主席当年一开始就这么决定有他实实在在的现实理由，理由是为了避免所有权交给农民自己后，土地一旦可以自由买卖，社会又会倒回当初地主土壕的时代。这种担心是完全合理的，并且公有制计划经济就是要解除这种担心，因为这种体制下土地的自由买卖本身也是不需要存在的。
   　　但上述这两点并不能成为土地就因此为国家所有的理由。人民把属于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交由国家集中管控，怎么就能说土地所有权就属于国家了呢？难道人民把自己的财产托由银行保管，财产权就属于银行了吗？这显然不能称为合情合理。
   　　二、农民向国家交纳的应该是税，而不是租。租和税有着显然的区别，农民交租那是佃农，那是种不属于自己的地，理所当然要给地主交租，不管是分成地租还是固定地租，你都必须足额交出，否则土地就不会再让你种了。问题是我们的农民并不是佃农，国家也不是地主，每一块耕地的所有权本该就属于其上的农民。
   　　交税则是公民，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这是写入宪法的。之所以称为依法纳税，是因为公民是否应交税是要有前提的，那就是收入水平是否达到了一定的额度值。如果没有达到这个额度值，且相去甚远，实际收入水平太低，非但不用交税，国家还应给以最低生活保障的扶贫救助，这也正是城市低收入居民享受低保的依据。国家规定的个人所得税，纳税额定金是月收入人民币80xxxx以上，依据这一标准，大多数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不但不应交税，而且应该进入国家低保的行
   列。
   　　有人可能要说农民交的应该是农业经营税，只要你经营就应该交税，既使按这种说法，也是缺乏立论依据的。首先，小农经济的农业经营收益很低，总体收益，普遍达不到公民个人纳税的额定金，而非个别情况，这里一个基本事实。其次，农业经营不同于其它行业的经营，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国家进入工业化后，由于工商业经营与农业经营巨大的利润差额，农业应当受到国家的保护，工业的反哺，而不是索取。
   　　值得考查的一点是，为什么一直一来政策要让实际收入很低的农户要交纳农业税；而实际收入相比甚高的城市产业工人却不用交税，还有一个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最低收入金额标准。其实道理很简单，在工矿企业需要交纳的税，自有工人上头的工矿企业单位来完成，工人们只是拿了利税上缴以后的工资，所以普通的工人在工资没有达到交纳个人所税的标准之前，是不用再向国家交税的。在农村农户上头没有更高的经营组织者，农户自己要是不交农业税，农村乡、村两级基层组织，甚至包括工业基础薄弱的县级政府就没了基本的财政来源，就会出现地方利税空白和财政赤字。所以一直一来越是偏远落后的地方，农民就越得交税，农民的赋税就越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而农民要想不交税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农民把土地交给一个能产生更大利润效益的有效组织。自己在其中最多只作为工人身份，拿自己的工资就行，而不用管交税的事情。或者连这个工人都不做（去从事别的行业），只以土地主人的身份入股，年底拿收益分红就行，也不用管交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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